李頴彰律師專欄

2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就黎智英及《蘋果日報》高層涉嫌勾結外國勢力一案，作出一錘定音的歷史性裁決。黎智英被重判入獄20年，此舉不僅在國際輿論場激起千層浪，更標誌着香港在維護國安底線與法治尊嚴的征途上，邁出了不可逆轉的關鍵一步。這場世紀審判塵埃落定，絕非西方政客口中簡化的「新聞自由之死」，而是對法治界線的一次精準釐定，更是對過往數年「黑暴」亂象與政治狂熱的一次理性清算。撥開情緒化的迷霧，若從國際地緣政治的宏觀視角審視此案，便會發現這不僅是黎智英、《蘋果日報》高層及其「重光團隊」成員的牢獄之災，更是一部關於主權、代理人宿命以及傳媒倫理的「啟示錄」。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在冷酷的國際現實主義面前，所謂的「民主鬥士」，不過是大國博弈棋盤上隨時可被犧牲的棄子。

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不同的競選集會期間信誓旦旦地宣稱，只需「一通電話」、「兩秒鐘」便能讓黎智英重獲自由。這種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政治承諾，讓無數黎智英支持者將特朗普視為救世主。然而，當20年刑期的裁決宣讀之時，白宮方面卻展現出耐人尋味的戰略性迴避。這種反差並非偶然，而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 之必然結果。在特朗普這種極致的實用主義者眼中，外交政策從來不是基於抽象的道德價值，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當黎智英身陷囹圄，失去了作為「反華橋頭堡」的戰術操作價值，其在華盛頓資產負債表上的地位便迅速從「優質資產」淪為「不良負債」。

特朗普此刻正忙於與中國商務部就關稅、貿易逆差及四月訪華行程進行精密磋商，在數以千億美元計的經貿利益與大國關係面前，一個已經失去政治能量的香港代理人，顯然不具備任何談判籌碼的重量。這種冷酷的切割，無情地戳破了西方政客所謂「與香港站在一起」(Stand with Hong Kong) 的虛幻泡沫，證明了在國家利益的祭壇上，代理人的命運往往是被用完即棄。

與此同時，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在國際舞台上的奔走呼號，則上演了一幕充滿諷刺意味的政治荒誕鬧劇。黎崇恩頻繁穿梭於倫敦、紐約與日內瓦之間，試圖通過在英國國會的聽證會上聲淚俱下地控訴，來延續其父的政治生命。然而，這種高調的「孝道表演」卻將英國政府置於極度尷尬的境地。英國首相施紀賢雖然在外交辭令上必須維持對人權關注的姿態，但其內心深處的政治算盤卻打得比誰都精。面對無法改變黎智英獲刑的既定事實，英國內政部只能在判刑後急匆匆地宣佈擴展BNO簽證計劃，容許更多年輕港人申請移英。這舉措表面上是履行所謂的「歷史責任」，實則是一種政治上的「止痛劑」與遮羞布，其根本目的在於安撫英國國內那些對華強硬派議員及保守勢力的躁動情緒。

施紀賢政府深知無法在外交層面實質干預香港司法，唯有通過這種擴大移民配額的姿態性動作，來掩飾其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無能為力，同時試圖繼續吸納香港的資金與勞動力以緩解英國自身的經濟困境。這種「口頭強硬、行動投機」的分裂人格，恰恰暴露了西方國家在香港問題上的色厲內荏，黎崇恩或許以為自己是在為父伸冤，殊不知他只是在配合倫敦上演一場安撫鷹派的政治秀，而其父早已淪為這場表演中一個令人避之則吉的「外交包袱」。

更為核心的議題在於如何定性《蘋果日報》的歷史角色及其與新聞自由的關係。西方媒體與人權組織習慣將此案簡化為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這完全是有意忽略了法律事實與媒體倫理的本質區別。回溯《蘋果日報》的發跡史，這絕非一部單純的新聞奮鬥史，而是一部充斥着腥色煽情與毫無底線的「狗仔隊」文化的墮落史。從創刊初期，該報便確立了以窺探隱私、製造轟動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其中，最為惡劣的莫過於當年的「陳健康事件」，該報記者竟不惜出資以此誘導當事人去尋歡作樂，從而「製造」出獨家假新聞與不雅照片。

這種公然踐踏受訪者隱私、視新聞倫理如無物的行徑，早已將媒體的公信力變現為骯髒的利潤。正是這種為求銷量不擇手段、視道德法律為無物的基因，最終異化為後來為求政治目的不惜違法的狂熱。從早年的製造假新聞，到2019年「黑暴」期間幾乎每天發布的「抗爭指南」、煽動仇恨、甚至主動聯絡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其邏輯是一脈相承的。這種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第四權」監督政府的範疇，構成了對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的實質危害。高等法院的裁決詳列了黎智英與美國軍政高層的通訊記錄及資金往來，這些確鑿的證據鏈條證明了這不是一場因言獲罪的冤案，而是一次對披着媒體外衣從事政治顛覆活動的精準法律制裁。這場審判釐清了一個基本法理：媒體機構沒有法外特權，新聞自由更不是犯罪的免死金牌。

面對歐盟、聯合國人權專員及各類記者組織發出的譴責聲明，必須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其中的雙重標準與偽善。這些西方機構在評論黎智英案時，往往刻意迴避了自身國家同樣存在嚴苛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試問，若在英國或美國，有一位傳媒大亨長期與敵對國家的情報人員密謀，呼籲外國制裁自己的政府，甚至策動街頭暴力，當地的司法體系會視若無睹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看看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與斯諾登 (Edward Joseph Snowden) 的遭遇便可見一斑。

西方社會對此案的激烈反應，並非源於對法治精神的維護，而是源於他們失去了一個長期在香港內部植入的強力幫手，痛失了一個能夠低成本干擾中國發展的戰略支點。他們所謂的「震驚」與「強烈譴責」，不過是掩飾其地緣政治圖謀破產後的焦慮與無力感。這種集體性的外交施壓，不僅無法撼動香港司法獨立的基石，反而更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了香港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鋼鐵意志。

黎智英案的落幕，標誌着香港徹底告別了那個外部勢力可以肆意妄為、代理人可以凌駕法律的混亂時代。20年的刑期，是對過去一段歷史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社會秩序的重塑。這場裁決向所有試圖挑戰國家主權底線的人發出了最清晰的信號：無論背後有何種國際勢力撐腰，無論擁有何種社會地位，法律的利劍終將落下。香港的新聞自由依然穩固，但那種「勾結外國而不受制裁」的自由已然壽終正寢。香港社會將在更為清晰的法律框架下重新出發，而那些試圖將香港作為反華棋子的國際博弈者，終將發現他們手中的籌碼已在歷史的洪流中化為烏有。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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