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2026年2月18日發布了針對中國經濟的2025年「第四條款磋商」（Article IV Consultation）報告。這份報告看似披着客觀中立外衣，但實則上隱含着極為強烈的地緣政治偏見，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輸出。

要弄清這份報告的本質，首先必須釐清何謂「第四條款磋商」（Article IV Consultation）。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第四條款，IMF通常每年會派出專家小組造訪成員國，就該國的經濟治理、財政狀況及金融政策進行廣泛的資料搜集，並與高層會談，這在名義上被稱為雙邊監督機制。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旨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例行公事」。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這機制長期以來已被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擁有「一票否決權」的美國，異化為向新興經濟體輸出其經濟意識形態的隱蔽管道。專家小組的成員大多出身於崇尚「新自由主義」的歐美學術圈，相關小組往往帶着既定的理論框架與有色眼鏡審視各國經濟，往往將西方經濟教科書中的理論奉為教條，而對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與發展階段視而不見。因此，這份磋商報告絕非純粹的技術型經濟報告，而是帶有強烈價值導向的政策施壓工具，其結論往往預設了立場，服務於由西方，尤其以美國為首、並有其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

在今年的報告中，雖然承認中國經濟在去年多重外部衝擊下展現出的驚人韌性，並確認了5%的實質GDP增長；然而，其核心論述卻充滿了邏輯悖論與雙重標準，甚至將中國高效的供應鏈整合能力與價格競爭力，貼上了「負面外溢效應」（Negative Spillover）與「產能過剩」（Overcapcity）的標籤。這種論調本質上是西方各國面對自身產業空心化與競爭力衰退時的集體焦慮投射，試圖透過國際多邊機構的話語權，將原本屬於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扭曲為對中國經濟模式的道德指控。而其背後的戰略意圖，明顯是誘導中國放棄以實體經濟為本的發展路線，轉而步入西方那種高負債、去工業化的泡沫陷阱。

首先，必須嚴正駁斥IMF報告中關於中國強勁出口引發「負面外溢效應」的荒謬指控。國際貿易的基礎在於各國發揮其最高生產效率。中國製造業通過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實現了極致的成本控制、持續的技術革新以及全產業鏈的集群效應，從而為全球消費者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這本質上是極大提升了全球的消費者福祉，尤其是在全球通脹壓力高企的當下，中國商品成為了遏制全球物價失控的關鍵。

然而，IMF的報告卻選擇性地無視了這巨大的成就，反而採納了狹隘的保護主義視角，將這種高效率定義為對其他國家產業的「傷害」。這種邏輯無異於在學校考試中，懲罰全級考第一的學生，指責其優異的表現損害了那些成績差同學的自尊心，做成其更無心向學云云。事實上，若非西方國家自身深陷高成本、低效率的結構性問題，何以會被「傷害」？這種將自身的競爭力不濟歸咎於對手太過強大的行徑，恰恰暴露了西方自由市場信條的虛偽：當西方各國佔據市場優勢時，自由貿易便是普世價值；當他們失去優勢時，競爭便成了「不公平的傾銷」。

在此邏輯基礎上，報告進一步對中國的產業政策進行了雙重標準的批判，特別是針對所謂的「產能過剩」論調。IMF對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及太陽能板等「新三樣」領域的產能擴張表示極度擔憂，指責中央政府補貼導致了資源錯配。然而，這種指責完全無視了全球綠色轉型的迫切需求。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所提供的高性價比綠色能源設備，是其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唯一可行路徑。所謂的「過剩」，僅僅是相對於西方企業萎縮的市場份額而言，而非全球真實需求的飽和。

更為諷刺的是，當前美國政府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透過《通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等各類法案，對本土產業進行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巨額補貼，並築起高聳的關稅壁壘。這種扭曲市場行為，在IMF的報告中卻鮮少受到同等力度的系統性批判。相反，中央政府為突破科技封鎖、解決科技瓶頸問題而進行的戰略性研發投入與產業引導，卻被指責為導致資源錯配的元兇。這種選擇性的失明，清楚地表明IMF已在一定程度上淪為維護西方舊有利益格局的工具，其目的並非促進全球資源的最優配置，而是試圖通過輿論施壓，迫使中國「自廢武功」，削減在高端製造業的投入，從而固化西方在產業鏈頂端的壟斷地位。

報告中另一個被刻意放大且值得高度警惕的論述焦點，是對中國「通縮壓力」的過度渲染以及對「消費轉型」的執着建議。報告中以極高頻率反覆提及「通縮」一詞，意在打擊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製造恐慌預期。但事實上，中國物價的平穩甚至走低，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生產效率的提升、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以及供應鏈的極度暢通，這與西方因供應鏈斷裂和貨幣濫發導致的惡性通脹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者是健康的效率提升，後者是病態的結構失衡。

IMF建議中國應大幅實施財政刺激以提振消費，並將經濟增長模式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這聽起來似乎符合經濟轉型的常規邏輯。但若深究其細節，則隱藏着巨大的戰略風險，西方模式的消費主導往往建立在低儲蓄、高負債以及資產價格泡沫之上，這種模式雖然能帶來短期的賬面繁榮，卻會嚴重侵蝕國家的實體產業根基，導致產業空心化。如果中國盲目聽從建議，大幅削減在基礎設施、前沿科技及工業自動化方面的投資，轉而通過「派錢」或推高資產價格來刺激消費，無異於是用長期的發展潛力換取短期的「快感」，最終將導致中國經濟喪失獨立自主的造血能力，淪為西方金融資本收割的附庸。

報告中更為深層次的矛盾在於對於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整的描述及對匯率政策的建議，同樣缺乏對中國國情的理解。中央政府主動處理房地產泡沫、堅持「住房不炒」的政策是為了避免重蹈日本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的覆轍。IMF建議中央政府出資「救市」以重建信心，本質上是希望中央政府為投機資本買單，重啟債務驅動的舊引擎，這與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而在匯率問題上，報告無視美元霸權下美聯儲過激白貨幣政策對全球流動性的劇烈擾動，單方面要求人民幣匯率更加靈活，實則是希望在金融戰的博弈中，解除中國的防禦機制，為國際投機資本打開更方便的套利大門。人民幣在極端複雜的外部環境下保持了對一籃子貨幣的相對穩定，這本身就是中國金融主權與經濟韌性的體現，而非需要被糾正的錯誤。

此外，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分析也顯得過於片面。報告過分強調了傳統的需求側管理（Demand-side Management），而忽視了中國正在進行的供給側（Supply-side）結構性改革的深遠意義。中國正在大力推動的新質生產力，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領域的突破，正是為了擺脫對傳統增長路徑的依賴。IMF的報告似乎仍停留在舊有的經濟分析框架中，無法準確評估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所釋放出的巨大潛能。這種認知上的滯後，導致其開出的「藥方」不僅不能對症下藥，甚至可能產生極為嚴重的副作用。西方經濟學界長期以來習慣於用自身的經驗來裁剪中國的現實，卻忽略了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其發展邏輯具有獨特的內生性與複雜性。

這份IMF報告，絕非一份單純的經濟分析文件，而是一份披着學術外衣的地緣政治檄文。它反映了西方各國在面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取得成功時的深層恐懼。西方各國恐懼的是，一個不依賴西方殖民掠奪、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堅持走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的國家，竟然能夠在效率、創新與發展速度上全面超越西方。因此，西方各國必須重新定義「成功」，將中國的高效率定義為「內捲」，將中國的產業升級定義為「威脅」，將中國的物價穩定定義為「通縮」。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在於迎合西方各國設定的標準與模型，而在於繼續深耕實體經濟，堅持科技自立自強，並以強大的製造業為基石，構建真正惠及全民的內需市場與開放共贏的全球貿易體系。這場關於發展模式的博弈，本質上是兩種文明、兩條道路的較量，而時間與真理，終將站在腳踏實地創造價值的一方。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