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梁明德博士

近日，特首李家超宣布組織跨部門專班，草擬對接內地「十五五」的香港「五年規劃」。筆者已撰寫兩篇文章，分別為《資本主義並非只有自由放任》及《港英為何曾錯失計劃良機？》。本文旨於提出，計劃經濟的成與敗，端賴通過教育及思想革命，使民眾擁有規劃會為自己帶來好處的主人翁精神和長遠目光，培養優秀的規劃人才，並探討歷史當中有關培植「規劃思維」和人才的若干例子。

要令「計劃主義」植根於香港，首要是培養官民的主人翁精神，鼓勵他們以「主觀能動性」應對客觀挑戰，讓各界認識「計劃主義」及「規劃」不限於經濟領域，而是「以民為本」的惠民政策。為此，如同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由籌劃到諮詢再至定稿各階段，都必須讓各界人士有盡抒己見的機會，以謀求社會上廣泛的共識。

內地經過「改革開放」，不少民眾逐漸熟悉市場經濟；但回歸了那麼長時間，香港各界卻缺乏認識「五年規劃」的機會。這種陌生伴隨着恐懼與妖魔化，甚至有部分懷疑論者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好規劃。規劃若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必定寸步難行，港府亟需通過廣泛討論及科普教育，凝聚香港要通過規劃主動與內地「十五五」對接的共識。

有關的恐懼與質疑誠非無源之水。香港教育長期推崇自由主義價值，忽視社會主義、計劃主義，現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補苴罅漏，但還不足夠，後續要積極對中小學生介紹內地及外國的成功規劃及其前提讓他們意識到歷史上有不少具備「規劃思維」的青年，通過參與和擁護規劃，改革自己的國家或地區，從而產生主人翁精神。

中外史上培養計劃經濟技術官僚的經驗值得各方參考。1920-40年代中國國民政府、日本帝國和法國國內都曾湧現一個群體：「革新官僚」（Renovationist Bureaucrats）。他們出現於一戰後，主張統制經濟、計劃經濟是當代最先進的經濟型態。他們目睹大戰前後和國際大蕭條下社會凋敝的慘況，希望不用依靠容易滋生腐敗和分裂社會的選票政治，同時摒棄階級鬥爭，以官僚階層自身的革新自覺，推動社會的改造和經濟民生的繁榮。

當時他們普遍追捧通過國家力量得以克服大蕭條的蘇聯計劃經濟。一小部分受通過調控勞資關係促成國家整體團結的主張所吸引，誤認其前提是法西斯主義；但二戰後，這平衡勞資的思潮被統稱為「社會協同主義」（Social Corporatism），成功融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之中。法國的革新官僚尤其得益於二戰期間議會鬥爭被遏止的有利局面，雷厲風行地提出大量至今仍然實行中的社會經濟改革法規，完善多項關鍵基礎建設，使法國戰後迅速復興。

革新官僚的養成離不開革新的教育設施，例如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和「國家行政學院」（ENA）。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慘敗，此後成立的法國第三共和國（1870-1940）的精英們反省敗因，認為是因為已倒台的法國第二帝國（1852-1870）統治貴族和精英缺乏現代行政管理經驗，亟需建立新的政治行政訓練院校，故於1871年底成立「巴黎自由政治學堂」，即二戰後的Sciences Po。1944年法國從納粹德軍手上解放，當局於1945年另外成立ENA。時至今日，法國的政治財經精英多從該兩校畢業。

「巴黎自由政治學堂」跟晚清民國也有淵源。十多年前，筆者在Sciences Po當交換生時，曾獲取李鴻章幕僚馬建忠在1878-80年間在該校留學時的整套檔案複印本。馬建忠日後深度參與到清末現代化事業，包括出任招商局會辦，建議李鴻章儘快利用外資建立鐵路和工業，外交方面將清朝與朝鮮間的朝貢關係改革為現代條約保護國關係等。1927年，國民政府模仿該校，在南京成立「中央政治學校」，訓練國民黨各級幹部，後改稱「國立政治大學」，目前仍在中國台北運作。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也是於1894年由工黨前身組織「費邊社」（Fabian Society）領袖主導，亦吸收了法國的經驗，香港也要打造類似的革新大學或學院。

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在二戰期間也派遣多名技術官僚，前赴美國的標誌性基建規劃組織「田納西河谷委員會」（TVA）等學習資本主義下的規劃，其涉及羅斯福新政下的特大水力發電和水利工程，促進了內陸農業現代化。鄭會欣教授指出，負責為國民政府管理國營事業的「資源委員會」於1942年派遣分屬各工業單位的31名技術專才赴美，每名學員接受兩名中國資深導師的指導，並有詳細實習程序。其中重要人物包括電機工程師、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生孫運璿。他因為俄語流利，與TVA內實習的蘇聯專家交好，促進中蘇雙方交流規劃經驗。

1944年，這批人才陸續回國，參與到國府「戰時生產局」的運作，支撐抗戰時期的經濟需要。1945年國府又再派遣143人實習。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所開展三峽大壩規劃和勘測工程，即以上述外派人員部分為主力，後因內戰停工，而孫運璿則被派往台灣修復修島內電網。1978-84年間，孫出任「行政院長」，與曾久居蘇聯的「總統」蔣經國一同推行帶有計劃主義色彩的政策，大力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成為台積電等企業的推手，促成台灣地區產業快速升級。

日本在偽滿州國的殖民殘害大批中國民眾，罪行罄竹難書，可另一方面他是日本版計劃主義的特大實驗場，偽滿政府中曾有一些崇拜蘇聯計劃經濟、反對日本財閥的革新官僚。在偽滿的最高學府「建國大學」與他們有很大淵源，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都屬於常設課程。校長作田莊一是計劃經濟專家，他招收各國的學員，也允許對日本制度作合理批評，鼓勵學習他國規劃經驗；「計劃經濟科」由經濟學家岡野鑑記執教，他具有國際視野，戰後曾著書分析日本的戰爭賠償和國際經濟態勢；統計學教員黃道淵在戰後出任朝鮮產業省計劃部長和中央統計局長，投身建設朝鮮計劃經濟。

1936年起，偽滿實行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1941年起實行農業全面合作化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續軍部執意擴大侵華的壓力，他們也向財閥投降，計劃最終失敗。革新官僚中不乏逃避日本國內鎮壓的左派份子和日共黨員，他們滲透了當地情報機構「滿鐵調查部」和農事合作社系統，最後亦多被憲兵隊以叛國罪名關押，甚至身亡。存活者有一部分參與了新中國的建設，回到日本後亦繼續參加日共或社會黨，對歷史的影響巨大。

沒有優秀的執行者及培養機制，再好的制度也徒然。所以香港若要有條件實行內地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內「十五五」，除了針對青年的教育改革，針對中學經濟科被自由派經濟學者把持的情況進行平衡外，有必要在現存中高級公務員的培訓中增加計劃經濟的原理和執行的相關知識，同時促進這批技術官僚和內地發改委等官僚溝通接軌，增加內部交流環節與短期課程，斷不能因為香港現階段尚沒有完善的規劃基礎就不嘗試學習。確認規劃後，各部門的首長及其佐輔的績效自然也要與經濟計劃的成功落實與否掛勾。培訓人才和引入長遠規劃思維刻不容緩，且應該作為重點被包含在香港首次「五年規劃」中。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作者鳴謝「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的建議與增訂工作。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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