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長期以來，香港勞工政策在公共輿論中的熱度，往往低於房屋、教育、醫療或社會福利等議題，主要原因是本港失業率與全球其他國際大都會相比，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然而，數據的平穩不應成為安於現狀的理由。日前，微軟人工智能（AI）部門行政總裁發出一則公開預警，直言AI極可能在未來18個月內取代現時大量白領工作。

回望第一次工業革命晚期，倫敦街頭曾遍佈數以萬計的馬車伕，他們擁有精湛的駕馭技術與道路知識。然而，隨着內燃機技術成熟與汽車普及，這些曾經不可或缺的技能，在一夜之間變得毫無價值。當年的馬車伕並非不努力，而是被時代的技術巨輪淘汰。如今，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如當年的汽車駛入倫敦街頭——只不過，這次可能被取代的對象，由體力勞動者變成了辦公室內的知識型專才。

微軟高層的預警，對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或許尚屬遙不可及的隱憂，但對倚重金融、法律及會計等高端專業服務的香港來說，卻是迫在眉睫的生存挑戰。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JIJIS）數據顯示，2025年本港大學畢業生職位空缺較四年前斷崖式暴跌55%，揭示香港正深陷「學歷與技能錯配」的結構性危機。儘管香港這彈丸之地，竟可坐擁五間世界百強大學，每年源源不絕輸出傳統學術精英；然而，市場上的相關職位正被人工智能及自動化技術迅速吞噬。這種供求之間的錯配，不僅可能導致青年失業率的結構性上升，更危險的是造成了大量高學歷人才被迫「向下流動」，從而形成「高才低就」的情況。對於一個缺乏天然資源、唯有依賴人力資本增值的知識型經濟體來說，這是資源的巨大浪費。

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搶人才」，這無疑是正確的戰略方向。但在「搶」外來人才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如何「保住」本地人才的競爭力。因此，香港的職業培訓戰場，不應再局限於基層勞動力的再就業，而是必須升級為協助受過高等教育及專業人士進行「技能重塑」，使他們能夠駕馭新技術以配合時代所需，這需要一場從概念到執行機制的徹底變革。

不得不承認，儘管特區政府多年投入了大量資源在現行的職業培訓體系，但在設計邏輯上存在着一定的滯後性。這並非單一部門的責任，而是歷史發展形成的制度慣性。目前的培訓體系主要由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勞工處、僱員再培訓局及職業訓練局等機構分擔。回顧過去，這些機構在協助基層勞工轉型、維持社會穩定方面功不可沒。然而，其政策重心長期偏向基層及低技術工種，例如建築、保安、護理、家務助理等「保就業」性質的課程佔據了大量資源。這種設計在應對周期性經濟衰退時或許有效，但在面對如今人工智能時代的產業升級時，卻顯得捉襟見肘。

對於擁有高等學歷的年輕人或中層專業人士而言，現有的職業培訓課程往往顯得有如「雞肋」。他們需要的不是基礎的職業技能證書，而是能夠與新興產業，如金融科技、綠色金融、生物科技數據分析等，無縫對接的「高階實戰能力」。遺憾的是，現行體系難以提供具備足夠「含金量」的轉型路徑。

此外，現行體系最為人詬病的是「政出多門」與「供需脫節」。各個部門缺乏統一的頂層設計與數據互通，導致培訓資源「碎片化」。課程設計往往由培訓機構主導，而非由市場最前線的需求驅動。這種缺乏前瞻性與針對性的模式，不僅無法解決高學歷人士的焦慮，反而加劇了社會對於職業教育「低端化」的刻板印象，使得許多專業人士對特區政府資助的培訓計劃望而卻步。

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特區政府需要展現出更大的魄力與智慧。要破解這困局，必須將改革的核心鎖定在「產教融合」與「企業主導」之上，徹底摒棄「政府買單、機構培訓、學員求職」的舊有路徑，建立一套與企業深度綁定的高階學徒制或在職培訓機制。

特區政府應當意識到，最先進的技術與最真實的技能需求，永遠掌握在市場最前線的企業手中，而非大學校園或政府部門之內。因此，未來的培訓不應再是學員在課室裏聽講，而應該是直接進入企業的真實項目中「邊做邊學」。具體而言，特區政府應考慮設立專項的「高階人才轉型基金」。這筆基金不應直接撥款給傳統培訓機構，而是針對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八大中心」建設的重點領域，資助相關企業設立內部的「企業學院」或「技能孵化中心」。運作模式可以由企業根據自身業務發展需求，制定培訓標準與課程內容。特區政府則扮演「促進者」與「風險分擔者」的角色，按企業實際聘用並成功轉型的員工人數，提供薪金補貼或稅務減免。

舉例來說，一家傳統銀行若急需轉型發展虛擬資產業務，它未必能直接在市場上找到足夠的現成人才。在建議的新機制下，銀行可以先招聘具備法律、會計或傳統金融背景的專才，並通過內部的實戰培訓，將其轉化為合規科技專家。特區政府在此過程中承擔部分培訓成本。這種「先聘用、後培訓」或「帶薪培訓」的模式，能夠確保培訓內容與市場需求百分之百吻合，同時解決高學歷人士在轉型期間的收入顧慮與身份認同問題，真正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配置。這實際上是將企業的發展需求與人才的轉型需求進行完美的利益綁定。

香港職業培訓體系的改革已刻不容緩，這不僅是為了緩解人工智能重塑全球分工帶來的陣痛，更是為了在關鍵時刻，為本港保留並激活最寶貴的高端人力資產。為了落實這宏大願景，特區政府必須展現出打破部門利益藩籬的政治魄力，可考慮成立高層次的統籌機構，如「人力發展局」，統籌目前分散在教育局、社會福利署、勞工處及各類法定機構的資源。該機構應被賦予法定的權力，去推動跨部門、跨行業的協作，並建立全港性的人才技能數據庫及未來發展計劃。

在這個全新的職業培訓生態系統中，企業不再是袖手旁觀的用人單位，而是技能標準的制定者與人才培養的主力軍；大學與培訓機構不再是閉門造車的學術孤島，而是企業創新的合作夥伴；高學歷人才不再是轉型浪潮中的受害者，而是通過終身學習不斷增值的資產。

千寶貴，萬寶貴，人才最寶貴。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多次強調，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不僅需要硬基建的投入，更需要軟實力的升級。只有當特區政府、企業與個人三方在思維與行動上徹底同步，共同構建一個具備高度適應性與韌性的現代化勞動力市場，香港才能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續寫東方之珠的繁榮傳奇。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