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3月31日，中國與巴基斯坦針對伊朗危機發表聯合聲明（下稱「中巴聯合聲明」）。該聲明不僅明確呼籲交戰各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軍事打擊，更於深層次展現出跨越傳統地緣政治藩籬的外交協調潛力。與此同時，一個由巴基斯坦牽頭，匯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埃及的「伊斯蘭堡四國集團」協調框架亦逐漸進入國際視野。倘若跳出純粹的軍事調停視角，以宏觀戰略眼光審視此等區域核心國家的集體抉擇，便不難發現，全球危機管控的深層邏輯與權力結構，正經歷一場不可逆轉的範式轉移。

中巴聯合聲明恰逢其時

要準確解讀這場演變的起點，首先必須剖析「中巴聯合聲明」背後的戰略盤算。從國際關係視角切入，此聲明的發布時機，恰逢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最為脆弱之際。伊朗不僅為中東什葉派的權力中樞，更是全球能源供應鏈與歐亞大陸「互聯互通」的關鍵節點。對巴基斯坦而言，其作為與伊朗接壤且擁有核武的國家，兩國共享約900公里邊界；巴基斯坦境內更擁有估計達三至四千萬、居全球第二大的什葉派人口，對其內政外交舉足輕重。

作為全球九個擁有核武的國家之一，邊境安全對巴基斯坦而言具備無可比擬的戰略意義。倘若伊朗爆發全面戰爭，其外溢效應勢必觸發難民危機與教派衝突，從根本上動搖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基石。對中國而言，中東局勢之穩定，直接牽動其國家能源生命線及眾多「一帶一路」跨國基建項目的順利推進。故此，兩國於此際共同發聲，本質上乃一場具前瞻性的「預防性外交」，旨在透過推高潛在軍事冒險的政治成本，為瀕臨失控的區域局勢注入理性的緩衝力量。

沙土埃巴尋求戰略自主

緊隨聲明而來的「伊斯蘭堡四國集團」，則進一步將這種雙邊的危機意識，轉化為多邊區域協調的嘗試。此新興框架匯聚了伊斯蘭世界中最具地緣政治分量的四個國家：沙特阿拉伯掌握着全球能源定價話語權與雄厚的金融資本；土耳其擁有橫跨歐亞的戰略要衝與北約第二大常備軍的軍事實力；埃及扼守全球貿易咽喉蘇伊士運河，並在阿拉伯世界享有傳統政治威望；巴基斯坦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威懾力與南亞的戰略要點。這四股力量的初步匯流，反映了中東及周邊大國在面對極端地緣危機時，試圖擺脫被動接受美國安排的宿命，轉而尋求戰略自主與集體自保的強烈意願。

然而，「伊斯蘭堡四國集團」若冀望從單一議題導向的鬆散論壇，蛻變為具備實質約束力的安全架構，卻面臨着難以克服的內部結構性障礙。此四國之間不僅缺乏深厚戰略互信，其利益訴求於部分領域更呈尖銳對立：沙特阿拉伯與土耳其為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長期暗中角力；埃及受制於嚴峻的國內經濟困境，財政與軍備高度依賴傳統西方大國援助，導致外交彈性備受擠壓；巴基斯坦亦深陷經濟挑戰與政治更迭之漩渦，必須於多方勢力間周旋。此等內在脆弱性，注定「伊斯蘭堡四國集團」無法單憑一己之力，構築出封閉且自給自足的區域安全體系。

中國治理提供破局之道

正是這種內部結構的先天不足，推動了中東地緣政治板塊發生最為微妙的轉向。當「伊斯蘭堡四國集團」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局限，同時又對美國主導的零和博弈與極限施壓模式感到疲憊與不信任時，其必然會向外尋求一個能提供穩定預期且可靠的新「靠山」。在這種集體心理的驅動下，中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中所展現的姿態，便自然而然地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中國並未採取建立排他性軍事同盟或尋求代理人戰爭的傳統霸權路徑，而是提出了一套以發展促進安全的全新治理邏輯：透過將龐大的市場潛力、基礎設施建設能力與區域和平倡議深度融合，中國為深陷安全困境的中東國家提供了一種非軍事化的破局之道。

這種破局之道的吸引力，不僅在於外交辭令的溫和，更在於其背後強大的地緣經濟支撐。中東國家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後石油時代」實現國家經濟的結構性轉型。沙特阿拉伯的「2030願景」、埃及的蘇伊士運河走廊開發計劃，以及土耳其的「中間走廊」戰略，均極需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與穩定的外部市場。在這一點上，中國所推動的「互聯互通」倡議與中東各國的現代化藍圖形成了完美的交匯。當經濟利益的紐帶越發緊密，區域國家在制定長期國家戰略時，便不可避免地會將中國的態度視為評估風險與機遇的核心指標。這種基於共同發展的相互依存，比單純的軍事保護傘更具韌性。

中東版圖將現範式轉移

與此同時，全球金融架構與多邊機制擴容對中東局勢的深遠影響亦不容忽視。近年來，金磚國家（BRICS）機制的擴員以及上海合作組織（SCO）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擴展，為區域大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選擇空間。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國積極參與這些由非西方國家主導的多邊平台，其深層動機在於對沖單一國際結算體系武器化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當能源貿易逐漸探索多元化的結算貨幣，當區域基礎設施融資不再單一依賴傳統體系機構，全球經濟的重心實質上已開始了結構性的偏移。「中巴聯合聲明」正是在相關金融與制度變遷背景下發布，其所反映的，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國際秩序的集體訴求。

必須客觀承認，在當前的中東版圖上，美國依然擁有最具決定性的軍事實力。然而，國際關係的歷史經驗反覆證明，純粹的軍事實力優勢並不等同於長遠的秩序塑造力。過去數十年間，基於軍事干預與政權更迭的外部介入，不僅未能為中東帶來持久和平，反而屢屢打破區域力量的微妙平衡，催生了更多極端主義與不確定性。當軍事威懾無法轉化為可持續的政治穩定，依賴武力維持的舊秩序便無可避免地出現裂痕。相比之下，一種基於經濟相互依存、尊重各國文明多樣性並強調協商化解分歧的新型互動模式，正在展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與向心力。

「中巴聯合聲明」，以及隨之發酵的區域多邊協調機制，絕非國際舞台上一次孤立的外交表態。當越來越多的區域核心國家在面臨生死攸關的安全抉擇與經濟轉型時，不再單一地仰望傳統權力中心，而是出於戰略直覺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自然而然地將目光投向中國。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引力核心，正以一種不容忽視卻又潛移默化的方式，引領着國際社會邁向一個更加均衡與多元的新時代。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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