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超級英雄太無敵？反英雄「要活得像個人」　與我們共鳴

「世界第一打怪物／將惡人重罰／厭惡邪惡／哪怕衝突／邪惡馬上消失」超人的主題曲，耳熟能詳。想要成為超級英雄，想要模仿超級英雄，可以去買一套「超人衫」、一枝七色的變身棒，變成無敵的超人蝙蝠俠魔法少女，代替社會警惡懲奸。長大後回想起來，會否覺得「很膠很天真」？

英雄與反派，從來都是正與邪的對立，邪更不能勝正。近年興起的反英雄熱潮，勢要將這一個傳統定立的「英雄vs反派」推倒，反英雄本身既是英雄，又存有反派的叛逆，雖然同稱「英雄」，反英雄的「英雄」個性卻來得曖昧含混。繼Christopher Nolan的蝙蝠俠後，又有Deadpool、Suicide Squad、Daredevil、Jessica Jones以至一拳超人等等的反英雄出現，連續的熱潮，反映反英雄在全球甚有市場。反英雄的悲劇世界，是否更對應當下的社會狀況？他／她們面對的心理創傷，又會否令作為觀眾的你更易代入？

超級英雄是陪伴我們成長的玩伴，同時亦是我們投射的理想模型——「想要成為」的完美人類，學會超人「能人所不能」、蜘蛛俠「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想要成為醫生、律師等等承擔社會公義的職業，幫助社會，發揮大大小小的超級英雄精神。

這是傳統超級英雄承載的一套正義論述。

究竟什麼是英雄？要定義何謂英雄，首先要定義英雄的對家——「怪物」。超級英雄的存在不能脫離怪物，樹仁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林綺雯就指出，怪物是相對英雄而存在的非理性和原始性，英雄的責任就是要對付這些怪物。舉例說蝙蝠俠要緝拿反派角色毒藤女，因為毒藤女除了是邪惡的代表，還是蛇蠍美人的化身——一個可以由嘴唇分泌毒液的情慾女性。蝙蝠俠在成為英雄的過程，就是要將對抗情慾，克服非理性，成為文明之下的人類「典範」。

逝去的英雄時代

超級英雄能夠受公眾認同，其實與時代的脈絡相緊扣，簡單而言，超級英雄能夠憑藉超凡能力，「一刀切」解決社會問題。西方超級英雄冒起於二十世紀初，現時普及的超人及蝙蝠俠，都是相繼在1938年及1939年誕生，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面對種種戰亂、經濟困局，渴望逃離困境卻不能逃脫的宿命，超級英雄就成了解決問題，大眾投射的希望。

不過，當當代城市人面對的生活問題不再是戰火的困擾（雖然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仍然存在），而是文明生活之下的精神壓力，這群只能解決大災難的超級完人便與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脫節，顯得超級離地。

反英雄是英雄？

Christopher Nolan拍攝的《蝙蝠俠》可說是顛覆了超級英雄的傳統，一方面蝙蝠俠要面對的除了是葛咸城內的罪案，但電影更著重描寫蝙蝠俠自我克服恐懼的過程。蝙蝠俠將恐懼由物理世界的毀壞變成一種情感的導向——心理的惶恐與不安，具象成「蝙蝠」的影像呈現於觀眾眼前，蝙蝠俠需要克服的障礙，其實是自己。蝙蝠既是正義的符號，亦是恐懼的圖騰，二者不能分割。

反英雄的出現，正是將傳統上置於英雄以外的邪惡，與英雄一併結合起來，英雄既是英雄，亦是須要對付的反派。不過，反英雄所以能夠歸類為英雄，是因為他／她們的經歷，都是沿着傳統英雄的歷程而進發。美國學者Joseph Campbell就曾將這些歷練歸納為「英雄神話」，簡單而言，就是英雄會受到號召走出舒適區，一路上會遇上導師、挑戰與誘惑、覺悟、重生，然後回歸家園的一個旅程。不論是超人、蝙蝠俠，以至哈利波特、哈比人，或者死侍、積克船長，都是沿着這個英雄神話的套路發展。

雖然反英雄不會自稱為英雄，以至性格、特質上也有一定的缺憾，不過反英雄最終仍會收歸於社會的制度，順從社會的規範。例如《Suicide Squard》是一隊由超級罪犯組成的英雄團隊，他們是殺手、盜賊、罪犯，有着反社會的人格，卻因為他們可被收編成國家的軍隊，替國家平息動亂，因此可以視之為英雄。

反英雄：我們面對的　是性侵、酗酒　心理創傷的世界

由英雄變成反英雄，劇本雄描寫這些反英雄故事的切入點可以十分人性化，反英雄面對的亦可以是城市人的生活問題，處於一個令人恐懼的反烏托邦的世界。在Netflix拍攝的超級英雄劇集《Jessica Jones》中，主角並非要成為超級英雄，主角要做的只是要「活得像個人」。當Wonder Woman應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漫畫是二戰）德軍生產的生化武器，Jessica Jones面對的是性侵、酗酒的心理創傷，以至情感的受人操控；當Wonder Woman學習控制自己的超能力，Jessica Jones卻要釋放怪力變成大力女；當Wonder Woman想成為超級英雄，Jessica Jones卻要放棄英雄的身分，由超人變回凡人。在近、貼地的生活議題，正能夠令觀眾群覺得反英雄也可以代表自己，產生共鳴，擊中觀眾的情感空間。

反英雄面對的不一定是大奸大惡，困擾反英雄的議題，是隱藏在繁喧都市的問題，甚至是不被視為問題的問題。反英雄代表的不是希望，反英雄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一系列作品所能號召的更是公眾對這些社會問題的關注。反英雄不用高叫「我要打十個」，因為他/她們的個人主義色彩經已漸漸退卻，換成集腋成裘，由下而上的群體力量，例如《時代》雜誌本年度的風雲人物「The Silence Breakers」（參與＃metoo運動的行動者），電影《蝙蝠俠》的「英雄可以是任何人」，都證明英雄已變成一種氛圍，即使是五個小孩的校長、深水埗明哥，或者父親母親，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英雄。社會近年擁抱的是大隱隱於市的「C級英雄」。英雄是一種社會的氛圍，反英雄正是憑藉著這樣的特質，戳中觀眾的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