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先摒棄歐美領導思維
創刊175周年的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最近以改革自由主義為題,點出政治、經濟、國際秩序均須重塑,方能挽救當前面臨危機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求變之聲其實早自2016年英國脫歐及美國總統大選以後即甚囂塵上。特別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國、俄羅斯、匈牙利等國家均由強人執政,令外界更相信自由主義秩序已受動搖。惟當前變革的呼聲不少仍未擺脫以往歐美領導的思維,無益於給危機開藥方。
何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向來沒有嚴謹的學術定義。籠統而言,它一方面主張國家奉自由主義為圭臬,例如尊重言論自由、民主選舉、人權等原則,並限制政府權力;另一方面,國際秩序亦應以此等自由原則為基礎,維繫國與國之間的和平秩序。但顯而易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迄今只為一種理想狀態,不論是1945年戰後世界或1989年冷戰後格局,全球仍然有多個國家有悖於自由主義原則。換個角度說,美國政治學家福山1989年的「歷史終結」預言只為一廂情願的主觀期望。
福山原本以為,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在冷戰後會成為國際主流,但俄羅斯、中國等卻證明另一套管治模式亦可以行之有效,匈牙利總統歐爾班限制民間組織發展,波蘭政府收緊司法控制,均有背離自由民主理念的跡象。更重要的是,連傳統民主大國美國亦行民粹政治,特朗普的支持度反映出美國民眾對排外、單邊主義的追捧。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支持者遭遇重大挫折,幾可說是全球共識。
經濟學人倡三招:軍事、經濟、理念
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當然是如何才能挽救危機。《經濟學人》在9月15日出版的長篇文章中提出三大方針,認為該以軍事、經濟及政治理念挽救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軍事方面,它認為應汲取上世紀20年代國際聯盟的教訓,該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基礎,穩定國際政治秩序;經濟方面,《經濟學人》認為隨貿易全球化,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已經密不可分,形成互相依賴的格局,令政治關係及合作亦更形緊密;傳統的自由民主政體應向外宣揚政治理念,起模範作用。
三管齊下本無不妥,但《經濟學人》的藥方背後潛藏的卻是一種歐美主導的思維,恰好是自由主義面臨危機的原因。例如在軍事方面,他們主張美國的歐洲及亞洲盟國加強軍事實力,防範新興勢力的威脅。文章多番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違背自由主義,但與此同時,卻不諱言美國值得信賴,這無疑欠說服力,正如美國學術界已開始正視這個傳統大國亦出現專制政治的危機,多名政治及法律學者還出版論文集《Can It Happen Here? Authoritarianism in America》(《它可在這裏發生嗎?美國專制主義》)。
英美多次破壞國際秩序
毫無疑問,歐美素來有自由民主政治的傳統,根底比起多國深厚。英國的密爾、德國的康德等哲學家,早在二、三百年前已經提倡自由主義,捍衛人民的權利。但這不必然代表歐美國家就是自由主義秩序的捍衛者。即使在特朗普時代以前,世界已經看過歐美如何破壞國際規範,包括小布殊和貝理雅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假借「大殺傷力武器」之名發起伊拉克戰爭;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亦曾貿然出兵利比亞,令當地陷入內戰亂局,至今未見和平。如今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無視世貿規則等,固然是做得更徹底及赤裸,但那種大國凌駕規則的心態其實如出一轍。
事實上,二戰以降建立的國際秩序,一方面既可說是自由主義體系,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共識為主的秩序。世貿規範貿易關稅,安理國監管軍事行動,基本上國際秩序由共識而來的規則所維繫。只是不知是否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帝國猶有餘暉,以至西方大國總有種「大國責任」的心態,認為在重要時候可以超越規則,以正義之名單方面行動。甚至有國際關係學者指出,九一一可謂國際秩序的分水巔——後九一一的美國軍事行動打亂了原有的規則主導模式,令國際秩序失信於人。
回看自由主義在全球的退潮,與其歸咎於民情右轉,倒不如說是歐美中心主義觸發的反作用力。波蘭的右翼政府、匈牙利總統歐爾班等,或多或少都打出反歐美霸權牌,抗拒歐盟的移民和經濟政策,聲稱要重新奪回自主權。甚至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2016年大選,都是一場由部分反全球化的民眾主導、不滿既得利益者的抗議。不少人以為西方愈宣揚他們的「大國責任」及自由理念,各國就會愈趨向民主自由政體,但現實卻隨時適得其反,有居心的政客反而藉此煽動民情而更得民心。
重新確認規則為秩序基礎
《經濟學人》正確提出的一點是,在全球貿易上重塑自由主義的良方是改革世貿組織,引導各國重回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框架。務實的歐盟目前正提出世貿現代化方案,包括要求發展中國家「畢業」後,在未來協議不再接受「特別及差別待遇」等。此等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方為挽救當前危機的良方,因為歐美以外的國家必然會參與磋商過程之中,有份決定最終共識。相反,以歐美角度出發的全球治理模式,難免會引發「被治理」國家民眾的猜忌甚至反彈。
當奧巴馬卸任美國總統之時,國際社會高呼德國總理默克爾將繼承重任,喻之世界秩序的新捍衛者。但不論是美國、德國或任何歐美國家也好,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特別可靠,國際秩序本來亦不應該建基於某個或某些國家之上。先不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否所謂的普世價值、最終理想狀態,自由主義者的自救良方,必然是規則和共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