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上教育.倡議(二)】一度銳減8成 資助副學士理應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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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副學士,大部分人以為只有自資課程,而不知道有資助學額。這個奇怪現象,乃因政府曾大幅削減資助副學士,將責任幾乎全盤「外判」給自資院校,以致受資助的副學位,主要得職業訓練局開辦的高級文憑課程。為理順副學位的應有功能及價值,政府應該恢復資助副學士學額,解決當前自資副學位的亂象。

【專上教育.倡議】專題
一、增加資助學位4000 有能者有書讀
二、一度銳減8成 資助副學士理應復活
三、自資評審從嚴 私立規管從寬

上文提及,政府應該增加4,0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這個倡議不但會改變大學教育的生態,亦會影響副學位這一環。因為文憑試成績達「3322」的學生,將會大部分進入大學,於是副學位課程的收生對象便會集中為成績不及「3322」但最少5科合格的那三成學生。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3322學生佔比 40.3% 42.2% 40.9% 42.4%
五科合格學生佔比 69.5% 71.2% 69.7% 71.6%

入讀大學是不少莘莘學子的目標,副學士正好提供二次機會,讓文憑試一時失手的學生多一個途徑獲大學取錄。(資料圖片)

副學位需求每年最少13,000

以中學生畢業人數回升至53,000為準則,該三成中等成績的學生約16,000人,政府若要據之作運算基準,承擔八成副學位(一如前文所言,政府至少可承擔八成達標學生入讀資助學士課程),已相當於每年要資助最少13,000個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學額,若再加上部分由基礎文憑或毅進課程升學的人,數字只會更高,目前提供的11,000個至12,000個學位明顯不足,必須增加。就此,第一個會出現的問題是,政府為甚麼要承擔這責任?

回看2000年政府提出「六成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硬指標,當時並沒有提出夠說服力的理由,解釋為何不由政府承擔,就將大部分責任「外判」給自資院校。但既然政府及社會大多數人都認同香港已邁向知識型社會、高等教育應該普及至六成比例,副學位教育就是惠及社會福祉的公共目標,政府當然有理由提供資助。再者,普遍的政策觀念早已由教育是一項支出,改為視之為一項投資,花錢讓學生接受副學位教育,長遠而言對社會以至經濟都將帶來好處。

另一個要擔心的問題,是擴充資助會否令副學位「氾濫」。勞福局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早已指出,副學位擴張過度,2022年將會過剩13,000人;但歸根究柢,原因在於自資課程愈開愈多,最近幾年的收生介乎17,500人至19,000人。從數字上可推論,即使政府每年提供超過13,000個資助副學位,也不會導致人力資源「氾濫」,縱然代價是自資院校須減收學生,此舉看似與民爭利,但正如前述,這是政府早應該負起的責任,乃正本清源之舉,同時還可乘勢讓自資院校找回適合自己的定位(見另文)

2000年董建華政府提出「六成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硬指標,卻將大部分責任「外判」給自資院校。(Getty Images)

政府不應偏廢副學士

假如真的資助超過13,000個副學位,當然要決定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分配,而那就得先看兩者的定位。理論上,副學士的課程內容傾向博雅教育,讓在文憑試一時失手的學生多一個途徑獲大學取錄;也有部分學生雖然在文憑試未獲「3322」,但卻能適應副學士的教育模式,學習如魚得水,這時副學士便成為他們升讀大學之門。另一方面,高級文憑提供的課程內容較為職業導向,能讓學生裝備自己,將來投身特定行業,「01倡議」主張復興高中程度的職專教育,便是以高級文憑為升學目標。

兩種課程的定位分工,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亦表同意,諮詢文件明言:「高級文憑和副學士資歷需要重新定位,使兩者之間有較明確區分,各自起應有作用。」事實上,教育局向來設有兩種課程的通用指標,規定高級文憑須至少有六成屬專門或職業導向的內容,副學士則有至少六成為語文和通識等通用學科。正如諮詢報告引述社會意見,兩個學科的區分仍然未夠清晰,當局實應考慮擴大至七三比。政府近來提倡工業4.0,包括推動人工智能、訊息工程等高級文憑,同樣有助令課程的定位更鮮明,以職業發展為主要方向,與升學的副學士進一步區分開來。

目前政府資助副學位中,大部份都是職訓局開辦的高級文憑課程。(資料圖片)

受資助副學士與高級文憑的具體分配比例應該若何,需要參看很多因素,包括兩條階梯的學生升學意願、政府的未來產業規劃等,但可以肯定,目前只有區區數百個資助副學士學額,絕對不合情理。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教資會資助副學士 501 459 379
教資會資助高級文憑 1,530 1,469 998
職訓局資助高級文憑 10,745 10,785 9,282

香港城市大學曾經主力開辦資助副學士,但政府在2002年削減教育開支,教統局遂通知大學要撤回副學士撥款,引來大學以至師生不滿。(資料圖片)

外界或許會以為,要大幅增加資助副學士學額(例如至數千個),是一個須從詳計議的「大躍進」,但回看教育局2003年「撤資」之前,城市大學每年提供資助副學士多達2,000個,足見這是平常而又可行的事。

城大當年主力辦副學士,但政府在2002年削減整體開支,再加上教資會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俗稱宋達能報告書),教統局遂通知大學要撤回副學士撥款,引來大學以至師生不滿。當年城大的反對聲音最大,曾提出學費將轉嫁到莘莘學子、自資課程質素參差等憂慮,現今回看不幸一一言中。教統局當年力推副學士自資化,除了財政考慮,亦指稱這是宋達能報告書的「專業建議」。

但實情是,宋達能報告書根本沒有詳細討論到底副學士課程應否由政府資助;相反,報告書多次指出,副學位課程自負盈虧乃政府方針,加上教資會未必有能力兼顧副學位撥款及監管,所以才建議課程脫離教資會,交由自資院校負責。但從根本理念上,董建華政府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由自資院校負責之時,教育學者如曾榮光等已經嚴辭反對,預告成績遜色的學生將要背上纍纍學債,窒礙社會流動。由此可見,主張政府恢復資助副學士,是遲來的應有之義。

但必須注意的是,政府增加資助學位,並不代表沒殺私立高等教育產業,詳情看〈【專上教育.倡議(三)】自資評審從嚴 私立規管從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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