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停擺 英國脫歐鬧僵 世界再思民主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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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自2018年12月22日起停擺,打破之前的最長紀錄;英國距離脫歐生效兩個月多,國會仍未通過議案。兩個民主國家的例子,在向世界說明什麼?

一概而論美、英面對的政治危機,縱或會失之粗疏,但兩國的確不無共通之處:陷入政治僵局。

先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立場排外,堅持要在南部接壤墨西哥的邊境築建圍牆,阻止中南美洲移民入境。惟去年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後,民主黨人在眾議院佔過半數議席,掌握政府撥款的生死大權。特朗普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寧讓聯邦政府停擺,均不退讓。

美國總統特朗普1月19日提出結束政府停擺的新方案,遭到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拒絕,他隨後狠批對方只顧2020年大選。(美聯社)

僵局是常態 妥協是必須

回看歷史,可知政府停擺可謂美國常態。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甚至曾言,政治僵局是設計的一部分。他引述開國元老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指出總統和國會互相制衡權力,就是為免任何一方坐大。過往停擺三數星期後,往往有一方甚至雙方願意談判及妥協,以免無限持續下去,得失民意。而今次停擺之所以歷時最長,正因為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議員各不相讓。

「妥協是困難的,但治理一個民主國家,卻不可能不妥協。」美國政治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Amy Gutmann在合撰的《妥協的精神》(The Spirit of Compromise)中,開首第一句已道出妥協在政治中是必要的。若然如此,政客為什麼堅拒妥協,甚至賠上政府運作?

「為什麼在民主中,妥協既是必要,但又如此困難?抗拒妥協的原因,往往在民主過程的重要一環:競逐選舉。」套用在當前的美國處境:特朗普要維持他的選民基礎,就必須在移民問題上展示強硬姿態,換取右翼選民繼續支持他;佩洛西若向特朗普妥協,亦會被視為對中期選舉支持者的叛逆。

可見,民主僵局是表徵,政治不妥協和選民對立是成因。而民意之所以分歧甚大,涉及更多因素。其一是制度,1968年以降美國兩黨恆常採用初選機制,而在初選投票的往往是政治活躍、立場偏激的選民,以2016年共和黨初選為例,杰布布殊、卡西奇(John Kasich)等「平凡」參選人都得票甚少,特朗普那樣劍走偏鋒的卻脫穎而出。政治學者Ian Shapiro曾指出,美國整體選民原本沒有那麼兩極,是初選等制度反而令政客走向偏激。原因之二,亦是更重要的,在於互聯網形成同溫層,民眾只挑合乎自己觀點的資料來閱讀。心理機制上,當我們以為其他人的意見與己相同,信念更形鞏固,甚至令偏見加深,社會因而陷入本不必要的對立。若然要令美國的民主「再次強大起來」,這些不利民主政治運作的病因,社會必須反思。

英國奉行西敏制,首相及其內閣主導國會,行政及立法密不可分。(美聯社)

偶然與必然 編織英國政治僵局

美國的三權分立設計,是令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英國的西敏寺制,則是鼓勵權力競逐。英國下議院的多數黨除了主導國會,黨領導層亦會組成政府內閣,首相原則上總在國會得到足夠支持。然而,執政黨的後排議員(非內閣議員)隨時可以蘊釀逼宮,將表現不滯的首相拉下馬;在野政黨亦能夠發動不信任動議。這兩層的權力爭逐機制,令首相及其內閣必須時刻警醒,並向民意負責。

設計不同,出現的政治僵局亦不同。美國面對的是總統與國會對峙,英國則是政府不夠票的困境。英國離開歐盟的生效日期逐漸逼近,首相文翠珊上周二(1月15日)在下議院提交脫歐議案,卻以230票之差大敗而回,寫下1918年普選國會以來的最大記錄。

英國困局的部分成因屬偶然的,例如發起公投的前首相卡梅倫應未料及公投支持脫歐、文翠珊亦以為提早大選不會流失議席,幾個因素夾擊下令政府在國會的政治實力不足,陷於捱打狀態。但亦有部分因素屬必然的,正如「01觀點」早前指出,(1)在經濟全球化之下,必然要面對主權、政治訴求與經濟融合三者不可兼得的困局;(2)脫歐公投的環境條件及設計俱不足,令公投結果未能起指引作用。

英國首相文翠珊一直未能解決保守黨內部分歧,即使幾經辛苦提出脫歐協議,亦遭多名黨友議員倒戈。(美聯社)

代議士必須克服選舉邏輯

然而,困局形成,不代表英國走上絕路。與美國的情況相似,英國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妥協。試想像,如果國會內的留歐派、軟脫歐派及硬脫歐派三股勢力能拼棄門戶之見及黨爭,他們並非不可能尋找一個共識,並在國會通過議案。文翠珊兩度提案均鎩羽而歸,正因為下議員各持己見,沒有人願意讓步。或許他們認為一旦讓步將被視為示弱,難以向選民交代。

不論是美國或英國,妥協之難,給全球民主社會都上了寶貴一課。究其原因,在於政客很容易將選舉邏輯,延伸到日常的政治運作之中。例如工黨的國會議員不論支持留歐或脫歐,幾乎清一色在議案表決時投下反對派,盡見政黨之爭。

原本政客當選及進入議會,要做的正是與其他黨派或政見的代議士合作。分歧愈大的議案,他們愈要尋求共識。然而當前社會,除了民意相當分化之外,還充斥那種「即時反應」的政治文化,令議員生怕任何妥協都會被輿論放大及抨擊,被渲染成背叛者、騎牆派等。最終,代議士起不到應有的政治妥協作用,反令社會分歧更深,僵局牢不可破。

自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特朗普後,世界各地都表示要反思民主是否出了問題。來到2019年1月,兩國的政治僵局完全暴露出弊病所在。與其以旁觀者心態看鬧劇,從政者、社會和媒體實應反思民主機制應如何設計,社會需要怎樣的氣氛和環境,甚至民主的本質是什麼。唯有這樣,民主政治之路才能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