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大灣區如箭在弦 香港豈能自甘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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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將於日內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並於本周四(2月21日)在本港舉行宣講會,向外界闡釋灣區發展方針。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曾經表明,大灣區可深化香港與內地合作,也是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亦重申,一國兩制將是大灣區取得成功的因素。我們樂見中央與本港主事者不忘初心,但更希望特區管治團隊超越口號式宣傳,採取切實行動,既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於金融與法治等層面的優勢,強化本港在區域經濟的龍頭角色,也把握機遇推動本地產業轉型發展,讓市民真正享受經濟融合的實惠。

香港無疑是大灣區的重要一員,在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領域比較有優勢和國際聲譽,但在產業高度單一化及支柱產業競爭力下降的兩大掣肘下,對區域經濟的重要性明顯不如以往。香港管治階層未能展示應有的想像力和政治魄力,提不出高瞻遠矚的規劃,一眾反對派則仍執迷於意識形態之爭,盲目拒絕中港融合。這種局面存在極大風險,因為大灣區規劃已成既定事實,香港若不積極應對,只甘於做「中介人」、乃至「旁觀者」,最終只會失去自主地位,難逃「被規劃」的命運。

中共向來重視政治符號的意義,是次宣講會選址香港,說明香港仍具重要地位,但這只是點出事實的一半。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北京宣講團首度赴港解釋中央政策,其時《香港01》已指出,香港社會精英必須重新認識自身在一國兩制下可如何作為,主動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掌握在手中。在大灣區,香港既屬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一部分,也站在灣區走向國際的前沿,香港主事官員不但要認識兩制之別,更要徹底反省本地長遠規劃,重新發掘香港競爭力;不但要改變一直阻礙發展的「積極不干預」施政方針,更要制定清晰發展戰略和有效管治方式,方能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爭取主動,而不是被分派任務。社會精英亦須認清當前形勢,提出對香港有利的創想,並積極參與推動。

中央將於日內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並於2月21日在本港舉行宣講會。(林若勤攝)

港人若繼續裝睡  「被規劃」將成事實

可惜的是,港府迄今並未提出任何長遠規劃和具體政策,也未能有效引領輿論,將灣區經濟體的概念和發展設想傳播給大眾。港府目光如豆的表現,可見於去年港珠澳大橋開通後的「後遺症」。自2009年大橋動工,港府已知東涌是大橋人工島的出口,但並沒有未雨綢繆。結果,雖然通車初期吸引大批內地客訪港,卻因交通配套不周,大量旅客「逼爆」東涌,令當區居民怨聲載道。這不只反映香港公務員缺乏應變能力,更反映香港政府根本意識不到大型區域戰略在落實時,同樣需要當地政策的配合。

回顧林鄭月娥這屆政府過去兩年多的作為,雖然態度積極,但為香港求索與創造發展機遇時仍舉步維艱,前瞻性和行動力遠遜於其他大灣區城市。去年的《施政報告》雖有提及大灣區的建設工作,但只宣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和設立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不見具體措施,只可說是行政上的應酬。不論是建制或是泛民主派政黨,對大灣區也缺乏認知,去年5月,立法會通過一項無約束力議案,大意是:「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以積極務實的態度,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顯然純屬「加強交流」、「促進融合」的官式文章。

林鄭月娥政府不見有針對大灣區的具體措施,只有行政上的應酬。(視覺中國)

相比之下,不計早已開展的「廣佛同城化工程」,上月底廣東省發改委主任葛長偉已表示,編製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和「三年行動計劃」,將規劃轉化成具體行動,並確立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以檢視成效。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了「東西兩翼沿海經濟帶建設」、「建設汕頭、湛江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等長遠規劃,以配合未來大灣區的發展格局。與本港相鄰的深圳,上周也舉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多項新的產業發展與基建工程同步上馬。

在大灣區的整體佈局上,香港與其他城市協調時須有明確的定位。本港的專業服務仍有相對優勢,可以在「一帶一路」上作為中外企業銜接的橋樑,但「一帶一路」與大灣區發展不盡相同,前者是銜接中外,後者卻是香港與內地發展銜接,若香港只是依賴傳統優勢服務業,未來遭迎頭趕上的機會甚高。如果政府還不「覺醒」,社會的精英還不更積極參與,「被超越」和「被規劃」就只是時間問題。當然,結果有好有壞,「坐以待斃」和「發咗達自己都唔知」都可能發生,但在周邊地區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前者的風險顯然更高。

「廣佛同城化工程」早已展開。(視覺中國)

林鄭曾表明,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大局中不再是「聯繫人」,而是「參與者」,惟遠見和細緻內容欠奉。一如紐約和東京是所處灣區的龍頭,特首理應認識到香港是大灣區的領頭羊,在鞏固優勢產業外,更應提出創見,爭取主導大灣區發展方向的制訂,加強香港在各城市間的協調作用,在產業政策規劃上更為進取,藉此提升經濟結構轉型效益,解決競爭力不足的困局。

同城化勢在必行 融合自主非對立

事實上,規劃層層相扣,要擴充香港的發展潛力,讓市民受惠於大灣區的融合發展,《香港01》認為,首要考慮是港深兩地「同城化」。「港深同城化」是大灣區概念中對香港最有直接作用的,但過去政府、立法會及傳媒甚少討論,一來因這個詞語本身容易令人望文生「異」,猶如政治禁忌;二來是官員和議員對大灣區概念均沒有透徹理解和解讀,難以引起輿論關注。可是,當大灣區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成為一個超越幾千萬人的共同發展大計,「港深同城化」也成為本港不可迴避的議題。

「港深同城化」是大灣區概念中,對香港最有直接作用。(視覺中國)

「同城化」涵義究竟是什麼?經濟、商業合作?是前舖後居,還是文化融合?其實,將它狹隘地套入任何一種想法,都是膚淺的。整體而言,同城化的作用在於突破城市間的行政分割和保護主義,促進在經濟、社會、環境、城市空間等方面協作規劃、運行和發展,構建聯合大都會圈,並透過創新、修改制度,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放在大灣區強調的協同效應層面上看,由於共同發展利益所繫,港深兩地未來在地緣經濟環境上將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某程度上與「廣佛同城」遙相呼應。

「深港同城化」其實不是什麼新穎概念,但如前所述,它在本港卻長時間因政治因素而未獲重視。必須強調,同城化並非如字面所指是兩城「合二為一」,而是為了協調相互衝突的利益關係,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及運行機制,令市場、產業和基礎設施一體化,藉此共享資源和產業分工,提升整體競爭力。

對香港來說,與深圳同城化不等於放棄一國兩制,反而是在保有獨特制度優勢下拓展發展空間。以歐盟各成員國的發展與規劃為例,同城化可見於荷蘭科爾克拉德(Kerkrade)和德國黑爾措根拉特(Herzogenrath)、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瑞典馬爾默(Malmö)等例子,它們分屬不同國家,但邊界不設管制,人員自由流動,經濟高度協作,而彼此所屬國家的主權並沒受到衝擊。

深圳經濟增長率大幅領前香港,服務業的產值佔比也愈來愈高,超越香港指日可待。(余俊亮攝)

回看港深兩城,深圳去年的GDP達2.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居於亞洲城市前五名,雖說人均GDP與香港對比仍有差距,但比較兩地發展勢頭,超越香港指日可待。深圳經濟增長率大幅領先於香港,服務業的產值佔比也日益高。可以預見,兩地的實力差距將愈來愈窄。在此考量下,與其任由兩城惡性競爭,不如盡早推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自大灣區規劃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各城市的準備工夫如箭在弦,特區政府與本港各界精英必須注意到香港已落後於人。在尋找變與不變的新平衡點時,政府不但要鞏固制度(如司法獨立、高度自治)和傳統產業優勢,更要跨過政治阻力,認清經濟融合的必要性並積極落實。推動同城化便是在保持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以本地利益為依歸,盡量把制度差異轉化為競爭力,減低區隔,讓人、貨物、資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動,借深圳在科研、創新與製造上的能力,促使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這才是「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應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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