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論自由》　從基督城恐襲再思言論自由的界線

新西蘭爆發70多年來最血腥的大屠殺。極右白人至上主義槍手持槍闖入基督城兩間清真寺，亂槍掃射殺死50名穆斯林，途中更頭戴GoPro在facebook直播，雖然迅速被封鎖下架，但在24小時內，有超過150萬個副本在社交媒體上傳。即使facebook的自動識別系統封鎖了當中的120萬個，另外30萬個仍流傳了一段時間才被刪除。這類暴力且涉及極端思想的影片如此快及廣地在網上流傳，不禁再次讓人反思，究竟新時代的科技革命，對人類整體的福祉，是好是壞？科技巨企在防止極端思想擴散上，有否盡其責任？

自從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假新聞滿天飛，間接導致英國意外脫歐及特朗普上台，facebook等網絡平台成為眾矢之的，被指對假消息及極端言論監管不力。YouTube其後禁制散播白人至上主義的著名極右陰謀論評論家瓊斯（Alex Jones）頻道，facebook、Apple、Spotify亦移除其帳戶的所有內容，被形容為「遲來的正義」。然而仍有一些人批評，網絡平台此舉扼殺了言論自由，是另一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

自由主義理論大師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其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曾認為表達意見無論在任何時刻都不應受限制：

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在它是對整個人類的掠奪……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麼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麼他們是失掉了一個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衝突中產生出來的對於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

作為一個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ist），密爾考慮的是言論自由對整體社會的益處。如果真理被禁制，社會自然會因此受害。但若果意見是錯誤的，那麼社會同樣失去一個可以與之辯論，令「真理愈辯愈明」的機會。密爾相信意見就如自由市場一樣，社會會在此「意見市場」上物色，然後選擇最佳的意見，就等同民主選舉中聆聽各候選人政綱，然後投票決定民意代表一樣。因此言論自由、自由市場、民主選舉成為了密爾古典自由主義的三大基石。

密爾又在此基礎上加以補充，說明禁制言論的潛在害處：

縱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一個錯誤，它也可能，而且通常總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題目上的普遍意見亦即得勢意見也難得是或者從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敵對意見的衝突才能使所遺真理有機會得到補足。

密爾理論成為了很多自由主義者捍衛言論自由的圭臬。然而在密爾之後的數十年，歐洲極端主義興起，法西斯政黨偏偏便利用了自由社會多元開放的弱點，靠民主選舉上台。其對外侵略造成了近8,000萬人死亡。戰後德國嚴格推行去納粹化政策，禁止任何「仇恨言論」（hate speech）及納粹標誌，又積極取締法西斯政黨。此種做法雖然備受爭議，但仍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必要之惡。

如今西方一股新的極右極端主義正在冒起，而在一日千里的科技革命下，此類極端言論能更快更廣地傳播開去。就以基督城恐襲的自拍影片為例，YouTube在將影片下架後，網民便以每秒一套的速度上傳，有些更改頭換面或者加以剪輯，以避開篩選系統的耳目。而且不少極端主義的網絡組織，利用如YouTube新增的捐款功能，在社交平台上進行馬拉松式直播籌款，成為其生財工具。

在此時代背景下，英國折騰於脫歐困局、美國政治惡鬥愈加劇烈，西方的民主體制竟然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此時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新時代的科技革命，對人類整體的福祉，是好是壞？

就算是對言論自由尺度極為寬鬆的密爾，亦曾指「對於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雖然此經典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對何種言論會對他人的危害語焉不詳，但我們至少能界定，有意威嚇或煽動一些針對某族群施以暴力的仇恨言論應當被禁制。

而facebook、YouTube等科技巨企在此瞬息萬變的網絡時代下，更應肩負起更大責任，在網絡戰線取締極端主義行動上擔當更積極角色。就如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拒絕公開槍手的名字、容貌，拒絕給他自我宣傳的自由一樣，宣稱他將永遠是「無名氏」——

你或許選擇了我們，但我們徹底拒絕並譴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