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中國文學報考率低 如何拯救弱勢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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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報考中國文學科的考生只有1,650人,佔中學文憑試全體考生僅約2.9%,即是說,每一百名考生中,只有三人報考。當然,中國文學向來不是熱門科目,但在2010年會考,報考該科的考生尚佔總考生的6.8%,相較現時仍高出3.9個百分點。至於中國語文科,現時中文科四卷考試操練繁重,扼殺學生的課時、閒餘時間,根本無暇閱讀課外讀物,遑論體味文學之美。

官員、教育界近年開始關注中國歷史科的地位,並將中史設為初中必修科。同理,學生對中國文學了解不足,亦非理想情況。教育局應為學生掃除障礙,將中文科化繁為簡,減少必修科產生的壓力,為更多學生創造了解、以至欣賞中國文學、文化的環境。

今年度DSE報考人生僅5.6萬人。(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語文、文學分科沿革

追本溯源,中文、中國文學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本為一科,後來教育司委任委員會研究中文科內容。1968年,委員會發表《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當時委員就分科約見不同持份者,各界對此「意見不一」。有人認為與其分為中文、文學科,倒不如分為「普通中文」、「高級中文」,前者為一般學生而設,後者為對學科特別有興趣的學生而設。也有人認為不應將兩科分開,因為學生若不多讀文學名作,寫作水平根本難有提升。

從報告歸納的意見可以看到,縱然當時各界就分科意見存在分歧,但一般都同意實用語文、文學不應斷然分開。事實上,委員會在報告中並非完全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報告列出中國語文課程的三大目標:一、訓練學生,使能運用中國語文狀物、記事、表情、達意;二,培養學生閱讀古今書籍的能力、興趣、習慣;三,指導學生欣賞古今文學作品。報告也建議在語文科以外設立文學科,為有升學、就業、及對學科有興趣的學生提供進階的中文教育。

平情而論,報告書未如一些論者所指,帶有「唯工具論」的語文觀,因為報告仍然着重課文的文學性,例如在選材方面,報告提出課程應涵蓋記敘、傳記、書牘、戲劇、詩歌等文體。但是,中國文化、品德情意等要素,卻明顯被忽略,文學在課程目標上,也成為了極其次要的範疇,一如前香港城巿大學語文學部主任陳志誠教授所指,委員會的意見是「把中文科教學目標完全規限在語文培養方面」,可說是「完全站在科目分工中『語文』科基本職能的立場來提出其教學目標方面的主張」。

後來教育司署於1971年推出《英文中學中文科課程建議》,繼續倡議語文、文學分科。1971年,考試組(現稱考評局)將中英文考試委員會合而為一,並將中中、英中中文科合併。1974年,正式將語文、文學分科。

差不多同一時間,教育司署設立了「課程發展委員會」,統籌各科課程發展,其屬下的「中學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於1975年編訂了《中學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暫定綱要最終於1978年轉化成正式綱要,其教學目標分為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五兩個階段,兩個階段的目標當中,又分為主要目標、次要目標,主要目標集中於語文、思考,次要目標則集中於提升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認識、興趣。在課綱中,文學內容被貶為次要,中國文化學習範疇等,所涉內容也甚少。至於中國文學科,1977年編的《中學中國文學科網要》,則着重文學史、文學功能、特質等,與中國語文科的教學內容存在差別。

對於當時教育司決定將中文、文學分科,主要有幾個解釋。當中比較多人引述的一個說法,是前教育統籌局中國語文教育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林章新在1989年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發表的文章提出,語文、文學分科,主要是受到英文科的影響,在1971至1973年間,考試組的主政者是包樂賢(A.G.Brown),其領導下的委員會認為,英文科可分為「英國語文」、「英國文學」科,中文科應與之看齊。林章新更指,由於當時的公開試試題要交給英國的「劍橋審題委員會」(Cambridge Moderations)審閱,為了通過審核,考評內容不得不參考英文科。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在6月28日發表諮詢文件建議,刪減中文科聆聽、說話兩卷,並展開公眾諮詢期,為期約兩個月,至9月16日。(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語文科、文學科現況

正如後來很多論者指出,分科的決定在當時欠缺實質依據。分科也變相壓抑中文科的發展,猶如削足適履。更有論者援引會考合格率,批評中文、文學分科降低學生中文水平。事實上,中國文化、文學、語文,本為有機整體,將其硬生生剝離,誠非合理。學界、政府官員及後對此也有反思,例如教育署官員蘇輝祖在1988年的一場中文教育學會主辦的演講中,就提出了中文課程應「文道合一」,一改過去的論調。

課程發展議會終於1990年頒布新的《中國語文科(中一至中五課程綱要)》,教學目標除了聽、說、讀、寫外,也着重培育學生的品德,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1991年頒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高級補充程度)》綱要,文化更佔課程兩部分的其中之一,足見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範疇愈來愈豐富。

觀乎課程發展議會最新編訂的課程及考評指引,中文課程涵蓋聽、說、讀、寫、文學、文化等多個方面,縱然語文、文學仍然分科,但課程在理念上明顯已改善了昔日「工具化」的流弊。至於文學科,現時則集中於文學創作、賞析、評鑑等。故此,在理想情況下,現時學生可以在中文科學習基本的中國文化、文學,有意深入研究者,則可以選修文學科。但理想歸理想,課程在現實操作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一方面,是中國文學科報考率下跌;另一方面,是中文科考評制度過於繁複,減少了學生接觸中國文化、文學的機會。

先論前者,也許有人認為,文學並非實學,而且內容沉悶,乏人選修也是理所當然。但學科的價值不應以供求看待,中國文學科所盛載的,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必須後繼有人。另外,現時除了部分丙類課程應用科目(如話劇、影視製作等)外,文憑試少有着重創作的科目,中國文學科有一半的考核內容與文學創作有關實屬難得。單憑這兩點,教育局便應該想方設法,提升中國文學科的報讀率。

無可否認,中國文學乏人報讀的原因,是新高中取消了文理分科。在會考、高考年代,一般學校都會設文科班,學生如果進了文科班,一般都需要修讀中國文學科。新高中學制主張打破文理界限,大部分學校容許自由選科,變相加劇了學科之間的競爭,中國文學等得分相對不穩定、要求較高的學科,也因此乏人報讀。

另外,中國文學科報讀率下降的原因,是必修科過多。有別於會考、高考分別只需要報考三科或兩科必修科,新高中學制要求學生報考四科必修科,結果是大部分考生只報考兩科選修科,這進一步減少了中國文學科的報讀人數。

取消文理分科是世界潮流,而香港取消文理分科已有一段日子,貿然走回頭路是否合理,仍要多作討論。但已有多方人士提出改革主修科的方案,例如前考評局局長唐創時退休前就曾建議中文只考讀寫,釋出時間讓學生學習選修科,並謂考評局已着手研究;至於通識科的改革,最近也甚囂塵上。事實上,新高中的原意是讓學生多元發展,大多數學生只選兩科選修科,與目標背道而馳,課程發展議會成員應該從善如流,為學生拆牆鬆綁,助中國文學科等弱勢科目煥發新生。

進而談中國語文科,現時學科的四卷結構,不但令學生無暇多讀選修科,更大大增加了學生的考試操練時間,這實為中文科得到「死亡之卷」稱號的原因之一。當然,會有人認為,過往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也分四卷考試,卻不見考生怨聲載道,問題在於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分數只計半科,而新高中中文卻以一科計算,學生一旦失手,將會影響升學。只考讀寫固然不能根絕操練文化,但考卷若能更聚焦,必然有助減輕學生的操練成本。另外,現時不少教師花大量教時在操卷、對卷之上,只考讀寫也可以釋放課時,讓教師有更多機會帶領學生走進中國文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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