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金融獨裁者是如何鍊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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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各國重新反思和逐漸接納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政治上,領袖們自願放下部分國家主權促成聯合國成立;經濟上,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下稱《協定》)不單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IMF)與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BRD)誕生,也同使美元成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角。即便過去大半世紀區域動亂和經濟危機屢有發生,當前以自由主義為本的國際政經秩序,可說是承襲於戰後所訂立的全球治理藍圖。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令不少人以為上述的國際秩序是「歷史的終結」,亦即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但此並非事實。反而,隨着中國和俄羅斯重新走進世界舞台,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美國的相對國力在後冷戰時期不升反跌,政治影響力亦難獨步天下,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卻從未被撼動,由大宗商品買賣到國際金融交易清算,從索馬里海盜到伊朗的黑市貨幣交易,無一不是以美元計價、結算。儘管美元充當通用貨幣的功能,可大大減低經貿所耗的交易費用,惟此亦不能忽視美元向全球「出口」經濟問題的面向,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更將無錨貨幣的缺點表露無遺,實須重新評定美元的地位。

1944年,44國代表團齊集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共商戰後重建問題,以及如何築建一套有效的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世界銀行)

布雷頓森林協定:美元霸權之始

雖說《協定》是在二戰尾聲議定,但其原意是要防止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納粹上台的經濟環境。1929年,華爾街股市閃崩不但引發國內大衰退,其中不少由美國借予德國作戰後重建和賠償的資金更大舉班師回潮,不僅將德國原有的復甦勢頭打斷,更將經濟推向崩潰邊緣,令納粹黨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有機可乘,成為民眾在困境的信仰。同時,各國重新採用各種貿易保護政策和外匯管制,使得環球經濟雪上加霜,間接引發世界大戰。

1944年,44國代表團齊集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共商戰後重建問題,以及如何築建一套有效的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當年美國財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認為,要避免30年代的戰前環境再度重演,「國際貨幣和金融合作對維持經濟穩定是不可或缺,而經濟穩定又對維持政治穩定是不可或缺,因此布雷頓森林是跨出國際經濟合作的第一步⋯⋯」。 會議不但促成了IMF與IBRD的成立,以及兩者在戰後重建的融資角色,即前者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應付周轉;後者則提供中長期信貸,支持成員國經濟復甦。

1929年,華爾街股市閃崩不但引發國內大衰退,其中不少由美國借予德國作戰後重建和賠償的資金更大舉班師回潮,將德國原有的復甦勢頭打斷。(Wikimedia Commons)

當然,協定不會明言美元日後的支配地位和影響,而是創造出有利的條件來達致戰略目標。《協定》所強調的外匯、資本、貿易自由化,實為確立美元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心的工具。當時以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首的經濟學家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全球中央銀行(清算聯盟),並以30種具代表性的商品作為定值基礎,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的新國際儲備貨幣,惟建議並未得到採納。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財政部首席經濟學家懷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建議,即以美元取代bancor的功能,而非創造出一種新貨幣來處理國際交易。是以,最後《協定》不但取消了經常帳戶交易的外匯管制,更決定以固定匯率的方式,使美元與黃金掛勾,同時也讓成員國的貨幣和美元掛勾,實行可調控的固定匯率制度(約為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來支撐世界黃金產量不足下,國際金融體系在戰後重建所須,且不斷增長的貨幣流量。

懷特(左)與凱恩斯(右)在IMF的會議上見面。(Wikimedia Commons)

「特里芬兩難」與「無錨貨幣」的興起

可是,《協定》中美元的地位不久便受到質疑。雖然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不單需要保證美元按照官價兌換黃金,也要提供足夠的美元作為國際清償,維持《協定》成員國對美元的信心。1947年,歐洲諸國受國際收支逆差困擾,導致美元和黃金儲備迅速枯竭,而美國意識到逆差對《協定》穩定性的負面影響,在1948年提出了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向歐洲提供130億美元的融資,以確保歐洲國家能繼續進口美國商品,但同時亦為「美元危機」埋下伏筆。

上世紀五十年代伊始,多國經濟漸見復甦,歐洲的領袖亦開始反思固定匯率的利弊。由於實行《協定》的國家難以透過貨幣貶值刺激製造業,增加出口貨物的競爭力,不少國家開始利用美元儲備,向美國換取較保值的黃金,令該國的黃金儲備漸見流失。從IMF的資料顯示,1966年時,外國中央銀行和政府總共持有逾140億美元,而美國則擁有132億美元的黃金儲備,惟當中僅有32億美元可用來支付外國的美元儲備(其他用以支撐國內流通的美元)。換句話,只要各政府和央行同時對兌約1/4的美元儲備,美國已經難以履行上述的義務。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宣傳海報。(Wikimedia Commons)

1965年,法國時任財長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用「高昂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形容美元的地位。大意即是美元不單是美國的交易媒介,也是全球儲備和清算貨幣。但問題是,一張面值100美元的貨幣,實際是以極低廉的成本「創造」,卻可在全球購買價值100美元的商品。由於美國是以美元來支付入口貨品,這變相是一種近乎零成本的「免息借貸」,用以提振美國的經濟發展,怪不得德斯坦會對表示異議。

然而,《協定》的根本缺憾——「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其實早在1961年已由經濟學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他總結出美元同時作為一國貨幣,以及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矛盾:如果美國糾正其國際收支逆差,以穩定美元和金價,國際對美元的需求將會供不應求;反之,若美國撒手不管逆差,雖然可補足國際對美元的需求,但以此積累的海外美元資產勢必遠超美國的黃金儲備,使美國難以履行兌換的責任。這種兩難的局面,終於在1971年迫使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將美元貶值,並且停止美元對兌黃金的安排。《協定》終如特里芬預言,遲早走進墳墓。

1965年,法國時任財長德斯坦(圖右)曾用「高昂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形容美元的地位。(Wikimedia Commons)

「尼克遜震盪」(Nixon Shock)使美元成為了「無錨貨幣」,不再與黃金掛勾,雖說擺平了黃金存量不足的窘境,卻衍生了其他金融危險。在後布雷頓時代,國際金融秩序有三大特色:一是美元不再跟黃金掛勾,摒棄了金本位制度;二是美元與他國貨幣的匯率不再採用固定制,改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即當局可按經濟需要干預外匯市場);三是美元依舊是世界貨幣體系的基準,即使《協定》已成過去,卻無其他方案可供替代,美元的龍頭地位難以動搖。可是,由於過去半世紀美元的發行量已不須與各國經濟規模同步,美聯儲的印鈔量猶如脫韁野馬,這不但擴大了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體系之缺陷,也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播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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