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危機暴露經濟困局 港府還要裝睡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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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爆發大規模抗爭運動以來,多國媒體持續報道,但許多都是基於「政治不滿」這個視角,未免失之片面。但美國自由派大報《紐約時報》早前一篇文章,卻指出在政治不滿以外,高房價、低收入和「棺材房」等「經濟焦慮」,才是今次抗議運動的潛藏根源,說法可取。事實上,《香港01》一直認為港府應該直視香港的經濟困局,尤其是深層次結構矛盾問題。若不撼動嚴重扭曲的既得利益結構,港人的經濟焦慮勢將無法消除。

對不少港人來說,《紐時》的報道其實是常識──政府偏袒地產商、公屋輪候人數屢創新高、劏房處處、工資跟不上房租上漲速度、青年難以上流等問題,在在揭示香港的經濟沉痾有多嚴重。雖然香港抗議運動包含對政府粗暴修例、警察執法不公,以至政制落後等問題的不滿,但長年累積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也提供了土壤讓政治激進主義發酵。

《香港01》多次指出,近期接連上演的政治衝突只是果,不是因。衝突的真正根源在於港府的管治思維不合時宜,繼續崇尚「大市場、小政府」邏輯,迷信「自由市場」懂得自我調節,並為社會帶來最大利益。結果就是政府長期不作為,導致房屋、醫療、安老、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結構問題不斷積累,最終以街頭政治的形式呈現出來。

香港奉行資本主義,而且是教條式資本主義。在這種教條影響下,政府視「干預」為萬惡,商界亦得以坐享全球最佳營商環境。商界自由營商未必是問題,但這個結構要健康運作,前提是商界利益有助社會整體發展。假如商界利益與社會利益脫鈎,便會產生異化,社會大眾無可避免會因利益分配不均,出現焦躁、怨憤和無奈等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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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情而論,政府並非毫無改革意願,但總是一遇既得利益勢力反對便「跪低」,包括遲遲不敢援引《收回土地修例》,收回發展商囤積的土地,藉此廣建資助房屋。同樣令人不齒的是,每當民怨累積到一定水平,當局總是採取「派糖」等手法討好市民,拒絕直面深層次結構矛盾。

必須指出,香港政府其實不乏「大有為」的先例。例如前港督麥理浩便曾以無比魄力,透過開發新市鎮、十年建屋計劃、九年義務教育等改革措施,舒緩1966年和1967年兩場暴動揭示出來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問題。

香港如今面對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社會撕裂,情況惡劣得無以復加,改革已是刻不容緩。就連經常批評香港政治體制落後的《紐時》都認識到,港人的怒氣也是源於經濟焦慮的時候,港府官員和其他管治精英還要蹉跎到何時?怠政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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