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米爾危機難解 「以色列化」添煩添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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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27日),印度駐紐約總領事查克拉沃蒂(Sandeep Chakravorty)在一場私人活動中,向喀什米爾的印度教徒(Pandits)表示,當下在查摩及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發生的政治危機,可透過「以色列模式」解決,並續強調把該地一分為二,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區政策為藍本,助早年因戰亂逃離的印度教徒重返家園。

查克拉沃蒂斷言「如果以色列人民能做到,我們也能做到」,但遺忘了1940年代英國急忙把托管地巴勒斯坦拋到聯合國後,分割方案不但未能為以巴雙方帶來和平,反而更燃點起五次中東戰爭。若將查摩及喀什米爾「以色列化」,其後果大多亦將有如加沙和西岸的人道災難,移師至斯里納加爾(Srinagar)上演。

本來,印度憲法第370條和35A列明,查摩及喀什米爾邦可在聯邦中,享有特殊地位和較大的自治空間(金融、國防、外交歸中央政府),並嚴格限制非喀什米爾人不可成為當地永久居民和擁有財產權。可是,八月上旬,印度宣布廢除查摩及喀什米爾邦的自治地位後,隨即惹來區內佔多數的穆斯林人口不滿,並爆發騷亂,迫使當局需要頒布宵禁令,切斷當地與外界的通訊和上網服務,近四個月後局勢仍未見緩和。

自印度和巴基斯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喀什米爾地區一直是兩國核心的主權爭議。1947年英國撤軍後,本想保以中立身分立國的喀什米爾,隨即遭到巴基斯坦出兵干預,使其轉投印度的懷抱,望能換取新德里支持,出手干預政局。儘管聯合國安理會在1948年要求該地在「去軍事化」後,舉行公投決定前程,但受大國政治的影響下,公投不但無從現實,而印巴雙方更根據停火線,分割並自稱管有該地的主權。後來敵對兩方更在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發生軍事衝突,使喜馬拉雅山脈地區成為了南亞的火藥庫。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即使諳知潛在的危險,仍恃着人民黨(BJP)在國會佔大多數議席的優勢,單方面收回特殊地位,實屬危險的民族主義手段。在8月8日的電視講話中,莫迪表示此舉有助阻止分離主義及恐怖主義,並認為當地的「主流民意」與印度其他地區一樣,樂見有新發展與更多就業機會,就此可見廢除憲法只是全面管控的第一階段。不過,若新德里未來有意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區政策到當地,後果只怕是毀滅性的衝突。

以色列方案令中東持續不穩

1947年,不少非阿拉伯國家因對數以百萬計猶太人在二戰時被「工業化種族滅絕」感到同情,在聯合國大會上表達通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撥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定居,並欲以「政治分立、經濟合一」的計劃,解決殘存百年的猶太人問題。問題是,儘管那時成立以猶太裔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思潮,已成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至國際社會的主流共識,惟同時早有微弱的聲音預示,這種由外力促成的分割方案,不但難以促成以巴兩族和平共處,反倒會燃點起激進的民族主義,埋下暴力種子。

從遠因而言,過去80多年來中東的軍事衝突,其實也是激進民族主義的產物。聯合國在未有尊重周邊國家的意願下,確認以色列的獨立地位後,兩者在互相猜量和蔑視下,已在1948年至1982年期間發生過五次中東戰爭,以及大大小小的恐怖襲擊,但鮮血卻未能為政治問題帶來出路,反而更使雙方仇恨加深,墮入萬劫不復的暴力漩渦。更甚是,以色列迄今已養成一種歇斯底里的預設政策思維,認為只能透過不斷對外擴張,方能確保國家安全,而殖民區政策就是由此洐生的代表作。

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以一連串的殖民政策,將巴人手中的土地強搶回來,美化為猶太人「定居點」,將原居者趕至指定區域生活。法律上,雖然國際法院(ICJ)已裁定殖民區政策是非法擴張,但對以色列來說,容許巴人回歸原居之地,會改變國內的人口結構,影響猶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導地位。在此考量下,以色列不但早已無視巴勒斯坦人的歸鄉權,更不下數次蔑視聯合國對其政策的譴責。

如今喀什米爾鎖城已將近四個月,仍未見動亂有何解決之道,查克拉沃蒂的意見只會火上添油。從逾半世紀的以巴衝突可見,若一國本存在着涇渭分明、互有敵意的民族,「以色列模式」不但難以視為政治解決之道,反而更會激發極端民族主義,鋪平了戰爭的道路。以和平為目標的負責任領袖反而應汲取教訓,着眼於如何促成跨民族共融,而非單純地以一刀兩斷的分割,以偏坦、分化和爭鬥滿足單方面的狂熱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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