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恐怖分子倫敦橋施襲 英式「再教育營」未抓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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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11月29日),英國倫敦橋附近發生致命斬人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行兇者奧斯曼汗(Usman Khan)。由於兇徒曾因串謀發動恐襲而被判刑,其犯案之時的「自由身」只算是有條件獲釋。事後,英國警方不但將案件列作恐怖主義活動,同時也引起朝野重新關注司法系統的處理手法。

然而,不論是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出以更強硬的手法處理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或是工黨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嘗試把焦點轉移至保守黨削減懲教部門的經費,兩者的言論皆忽視了「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政策中,協助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會的關鍵。

有人在案發現場放置鮮花。(Reuters)

英國將於本月12日舉行大選,各路人馬均積極造勢,連帶倫敦橋的斬人案也特別引起關注和反響。首相約翰遜除了對事件感到憤怒外,也表明未來的司法改革,應限制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要完成刑期方能獲釋。同時,他亦期望採用更強硬的手法,包括增聘兩萬名警員和興建更多監獄,填補現時的制度不足。在野的郝爾彬則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並試圖將恐襲歸咎於預算削減。可是,奧斯曼汗的假釋條件之一,就是參與了當局為前恐怖分子打造的「囚犯改造學習班」(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因此,斬人案衍生出的問題不僅是何解奧斯曼汗能在警方監控下作案,而是在於DDP的「改造成效」。

「囚犯學習班」效果成疑

內政部自2016年10月推行的DDP計劃,提供密集式、「量身定制」的措施,包括有導師提供心理、神學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和建議,以根絕恐怖分子走上激進化的驅動因素,增強思想的抵禦能力。可是,沒有人會輕信將恐怖分子關進天牢後,犯人便會自動地摒棄激進思想,重投社會。從魯德洛(Lewis Ludlow)去年因策劃牛津街恐襲而入獄,以及是次奧斯曼汗兩案看來,即便DDP計劃仍屬起步階段,卻難以洗脫外界對計劃成效的質疑。

儘管英國當局沒有對外公布DDP的執行細則,惟在英吉利海峽對岸所辦的「學習班」,其失敗經驗亦有借鑑之用。2016年,法國時任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曾撥款逾一億美元,支持一個去激進化思想的實驗,並寄望該中心能使法國的極端分子,能變回一個無威脅公民,但僅在五個月後卻被中止。當時,除了面對當區居民的反對外,該國亦有官員和專家指出計劃難成大器的原因。

倫敦警方在案發現場調查恐襲案。(美聯社)

正視恐怖分子心理需要

首先,儘管法國當局特聘了心理學家,希望根絕思想激進化的心理成因,但該模式卻過分側重意識形態,並試圖用世俗的「反事實」(即對已發生的事件在心理上給予假設性否定)來取替極端主義。其次,該計劃傾重灌輸西方的民族主義來取代植根於伊斯蘭教的身份認同,但某程度上,雖說世俗主義是法國長期奉行的社會制度,但此舉也限制了穆斯林遵守伊斯蘭教義的空間,或令他們難以融入社會。

心理學家Arie Kruglanski和David Webber認為,去激進化的計劃理應盡可能針對個人的「缺陷」設計。透過分析前恐怖分子的心理需求,言談敘述和人際網絡,重新定向這些潛藏的慾望,誘導他們朝着更積極和意義的目標改進。例如,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過後,時任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曾參照上述的方法學,將泰米爾之虎(LTTE)的成員送進拘留中心,並用「六管齊下」的方法,梳理LTTE的成員在教育、職業、精神、娛樂、社會文化和家庭方面的問題。據後續Kruglanski和Webber等學者的評估發現,601名計劃參與者對極端主義的關注,的確隨着時間流逝而慢慢減少。

自上世紀末,恐怖主義活動成為歐美國內安全的頭號隱患,諸國都難以提出一套全面且有效的方法化解極端主義。但如同毛澤東所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故恐怖分子以死相諫,自有其可被解釋的科學原因。儘管有不少人認為恐怖分子理應被視作不可原諒的敵人,但從心理而言,他們只是跟平常人一樣,會對外界不同的條件而做出相對的反應。即使向恐怖分子提供「囚犯改造學習班」,並非根絕極端思想的萬能藥,但這不僅是去激進化的要點之一,也是約翰遜和郝爾彬的失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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