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或再次不似預期　民意調查無法預測黑天鵝？

英國大選周四（12日）舉行，全國650個選區將進行改選，選出視為國家主權的下議院全體議員，選後最大黨將可優先組閣並獲英女王名義上委任，登上首相之位。本來在民調上遙遙領先的保守黨黨魁、現任首相約翰遜於最後數天YouGov進行的民調中，與最大反對黨工黨之差距收窄至9個百分點，保守黨之過半數議席優勢亦由68席減至28席，有可能於陰溝裏翻船，再度錯失國會控制權。
近年西方民主政體的民調預測時有失靈。英國2015年大選不少民調預測未有政黨可取得過半數而會出現懸峙國會，結果卡梅倫的保守黨力壓工黨取得些微多數。2017年大選民調又預測文翠珊的保守黨將取得過半數議席，結果保守黨卻以九席之微失之交臂，造就懸峙國會局面。在此民意如霧水一樣變幻莫測之民粹時代，將民意數據化的民調統計是否已不合時宜？

普及選舉興起之初，民調已開始為一種收集民意，推測選舉結果之科學方法。1824年美國將選舉權由地主階級逐步開放至所有無產白人男子，地方報章已經開始作民意調查。不過當時主要於城市地區進行，未普及至全國規模。直至1916年《文學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破天荒向全國過百萬讀者發出民意調查，並準確預測威爾遜（Woodrow Wilson）勝出當年總統大選，自此《文學文摘》每屆大選都會進行民意調查。不過其讀者主要為親共和黨的上流社會，民調樣本亦有偏差，其於1936年雖預測共和黨候選人蘭登（Alf Landon）將會勝出，結果卻由民主黨的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跑出，令《文學文摘》公信力受挫。相反，新聞學家蓋洛普（George Gallup）則以只有五萬人卻對應人口結構的樣本，準確預測羅斯福勝出因而揚名立萬。

蓋洛普成為民意研究科學之先驅，創立了至今於世界各地甚具影響力之蓋洛普民意研究所，並將成功經驗推廣至大西洋彼岸，歐洲首個民調為1939年訪問巴黎市民對於納粹德國吞併波蘭之意見。1945年英國大選中眾多評論家預測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保守黨將勝出大選，蓋洛普力排眾議，準確預估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工黨會爆冷勝出。蓋洛普並非所向披靡，曾錯估1948年美國大選結果，因其進行民調後兩星期民情急速逆轉，原本弱勢的民主黨杜魯門（Harry Truman）最後擊敗共和黨大熱杜威（Thomas Dewey），成為美國選舉史上最經典的爆冷結果。儘管如此，民調由美國引入到戰後歐洲的民主政體，亦隨着資本主義中消費市場的急速擴張，成為廣告學及市場學中掌握消費者意見的重要工具。從「顧客至上」消費主義文化，再到「選民至上」的民主精神，商人及政客以探測民情作為迎合消費者及選民之指南，可謂資本主義及民主選舉環環相扣之核心價值。

民調方法愈見精準

不過民調雖然為收集民意樣本的科學方法，亦非完全能反映如霧如煙，多變善變的民情。抽樣調查中總會因主觀因素破壞了隨機原則，如一些人口類別會比另一些人口類比較難抽樣。如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時有大量人口已經以手機取代固網電話，此會令手機族有較少機會接受訪問，因而可能得出不同結果，此為系統性誤差。另外由於抽樣的隨機性引起的偶然的代表性誤差，而此亦為不能避免之抽樣誤差，亦因此現時幾乎所有英國大選之民調都會有3至5%的誤差範圍。另外選民之一些特性，亦會令民調與結果出現偏差。如1992年英國大選幾乎所有民調都顯示工黨勝出，結果卻是執政保守黨馬卓安（John Major）順利連任。評論指游離選民選前臨時改變主意、保守黨選民傾向不參與民調、保守黨支持者因政府醜聞連連而羞於表態，皆可能為民調失靈之原因。

由於民調的準確度愈來愈惹人質疑，各大民調機構亦不斷加強其研究之精密度。YouGov便在近年推出簡稱MRP的「事後分層加權法」（multilevel regression with poststratification），以民調中受訪者之年齡、性別、階級、過往投票傾向跟當地之人口分佈進行配對，推測該選區之選舉結果。由於其於2017年成功預測懸峙國會的結果，此方法於今屆大選中亦備受重視。而根據眾多單一選區中的民調，反保守黨媒體亦呼籲反脫歐選民策略投票。《衛報》近日便列出50個關鍵選區，當中若18個選區反脫歐選民全投自民黨、13個全投工黨，保守黨包括首相約翰遜的選區都會面臨不保。事實上策略投票並非甚麼新鮮事，幾乎任何選舉制度都會出現策略投票之空間，尤其以英國單議席單票制傳統，集中票源投予最有機會撃敗對手的候選人之棄保誘因更大。

民調可助從政者掌握民情

民調之普及既影響政府施政、政客制訂政綱，亦會影響選民之投票行為。2016年脫歐公投前夕，不少選民聲稱因看到留歐民調中以些微優勢領先而沒有投票，結果抱憾終生。不過民調有時亦有鼓勵選民投票之作用。1997年英國大選中國防大臣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之選區被視為穩如泰山，其對手工黨之特維格（Stephen Twigg）卻在民調中節節上升，令游離選民及其他政黨支持者紛紛轉投之，最終成功撃敗波蒂略。而香港選舉的民調亦曾被民主派用作策略投票，港大學者戴耀廷為爭取非建制派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取得達半議席而發起「雷動計劃」，呼籲選民策略投票，被建制派斥為操控選舉，扭曲民主機制，殊不知策略投票早在民主政體運行多年，亦是選舉制度中不可避免之自然現象。

然而香港近年大型選舉的民意調查，不僅沒有隨選民增加、投票率上升而發展，反而愈見萎縮。2012年立法會選舉尚有now及有線兩大新聞頻道委託港大民意研究所進行滾動式民調，於2016年卻已不復見。而港大更於2019年結束屹立28年的港大民研計劃，獨立經營之香港民意研究所竟要依靠網上眾籌度日，實為香港作為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的諷刺。有近200年歷史的民意研調查，除了為極為重要探測民情及選民行為的社會科學方法外，亦為選舉中之雙面刃，雖不能輕易盡信，但仍可作為政客及選民之參考工具及行動指南。信者未必得救，但無視者必苦果自吃。多項民調中評分跌至低於20分、反對率破八成的特首林鄭月娥，早前仍以為「沉默大多數」可能為建制派帶來區議會勝選，最終反被民意海嘯所吞噬，其原因不僅是其蔑視民意的傲慢，亦為其輕視科學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