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的失業率與創新高的貧窮人口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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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上周五(13日)公布貧窮人口達140.6萬,今周二(12月17日)公布失業率9月至11月失業率升至3.2%,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更是八年最高水平。兩組數字,並非沒有關係。

影響經濟的因素許多,包括中美貿易磨擦,但社會衝突至少也是因素之一。入境旅客的數字連續多月下跌,自然影響與旅遊相關的零售、飲食業。若然市民因為政治氣氛而減少出外消費,即便以本地客為主的商戶亦會受影響。

政府周二公布,9月至11月的失業率升至3.2%,較去年同期升0.4個百分點。按行業分析失業率,運輸、地產、教育行業等無甚變化,可見部分行業未受經濟下行或社會衝突影響。失業率最高的為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達7.0%,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亦升幅顯着。考慮到旅客人數下跌及社會氣氛,零售、餐飲等行業首當其衝,可合理推斷後者乃受前者影響。

2019年9至11月失業率升至3.2%,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升至5.2%,為近年新高。(資料圖片)

單一的產業結構

然而今日之果,社會衝突只為表層原因,底下還有其結構之因。香港向來為外向型經濟體系,受外圍環境影響,過往亦曾因為環球經濟不景而錄得訪港人數下跌。是次觸發之因雖異,與社會持續動蕩有關,但歸根究柢,香港經濟還是過於倚賴個別產業。

上世紀去工業化後,香港以四大產業為主,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至今就業人數仍達180萬。但這四大產業不無挑戰,除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變化外,科技發展亦令此等行業須適應甚至轉型。曾蔭權年代提出「六大優勢產業」,主張推動文化及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環保產業,但至今表現強差人意。

政府在推動產業多元化及轉型升級方面力度不足,一旦訪港旅客因為社會衝突、中港關係緊張等種種原因而減少,與之相關的廣大從業員即受影響,而且一時間難以其他行業足夠容納之。產業結構僵化,再加上政府放任財團壟斷經濟資源,勞工在經濟不景氣中便只能首當其衝。

首當其衝的勞工

以餐飲業為例,主要成本包括租金、食材、水電及工資,政府的紓困措施從寬減水費及電費着手,假設食材價格不變,能旨望減少開支的便只有租金及工資。雖然太古、恒基地產等大財團願意按商戶情況,酌情處理,但以近三年9月及10月數據可見,零售商戶租金未見跌幅。根據資本邏輯,若非一定數量的商戶結業,致地產商須尋找租戶,否則難有壓力減租。而要承受虧損風險的商戶為求節流,自然從控制工資成本入手,例如凍薪及裁員。

勞工首當其衝的現象,在資本市場比比皆是。2011年英國政府數據顯示,經濟衰退中低技術勞工的失業情況最嚴重;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低學歷勞工不但首當其衝,經濟復蘇後最遲受惠的,同樣是這群人口。

貧窮問題與首次分配

產業結構及資本邏輯影響的,不只是勞工在經濟下行中的損失,還與香港的貧窮問題關係密切。以零售、住宿及餐飲業為例,就業人口達57萬人,佔整體一成半,但此等行業的盈利不少轉化成租金,即進入地產商的口袋。以實質工資指數來說,在統計處選定的八個主要行業之中,零售排第五,住宿及餐飲排第七,均大幅低於地產租賃、金融及保險等行業。

增加基層勞工的收入,政府一方面可透過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等政策,令工資制訂更趨合理,另一方面亦要從根本改變經濟結構,包括增加新興產業的就業機會,並透過教育及就業支援助勞工獲得相關能力,轉型並迎上市場需求。

香港人或許太習以為常,以為勞工從事低技術工作及賺取微薄薪金乃自然之事。然而,現實不一定要如此。為什麼我們不能有更加多的市民技投身文化及創意,鑽研創新科技,從事環保產業,而又能夠獲得不俗的薪金?當多達140萬香港人月入不足中位數一般,處於貧窮線之下,我們的政府何時方願大刀闊斧改革,締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