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產汽車巨頭神秘潛逃 戈恩的崛起與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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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裔法國籍汽車業大亨戈恩(Carlos Ghosn)在被日本警方保釋候查期間,於重重監視之下棄保潛逃,現身貝魯特,此事成為新一年的國際熱話。外界議論紛紛,不解戈恩如何於軟禁期間,其黎巴嫩、巴西、法國三本護照被扣起,仍可以突破日本出入境管制,乘坐兩班航機到伊斯坦布爾轉飛到貝魯特。有傳媒指戈恩是由匿藏於大型樂器箱內,因而避過天眼監視,由以另一本法國護照入境黎巴嫩,更把事件加添了懸疑色彩。

此位汽車業鉅子戈恩何許人也?戈恩於1954年出生於巴西朗多尼亞州韋柳港。其祖父為黎巴嫩馬龍派天主教徒,於13歲移民巴西並創辦幾間橡膠業、農業、航空公司。戈恩六歲隨母返回黎巴嫩讀書,然後赴法國巴黎攻讀預科,並以工程學學士畢業。戈恩畢業後加入歐洲最大輪胎公司米芝蓮工作18年,1985年以30歲之齡執掌公司之南美州分部。戈恩起用一批跨國籍跨文化之員工組成一個跨職能的經營團隊,令南美分部轉虧為盈。戈恩於1996年轉投法國汽車製造商雷諾,並成為公司之副行政總裁,令雷諾於法國政府之私有化政策之下利潤有所進賬。

戈恩於法國商界建立了人氣及名聲後轉戰亞洲,1999年跟日產汽車組成聯盟,並為雷諾以54億美元購入瀕臨破產之日產近四成股份,並成為日產汽車社長兼行政總裁。戈恩展開大刀闊斧之「日產復興計劃」,大規模縮減日產之經營成本,裁減佔公司總員14%的21,000名員工、關閉五所日本工廠、縮減公司供應商及持股人、出售公司主要資產,令連續七年虧損及負債逾200億美元之日產,於短短一年間出現盈利,三年內還清一半債務,創造了汽車界之神話,其亦成為舉世知名之商業奇才。戈恩2005年成為雷諾行政總裁,2016年於日產收購三菱汽車34%股權後成為三菱董事長,同時間執掌三大跨國汽車集團,登上事業頂峯。

在戈恩的推動下日產推出了更迎合市場的新款車,包括這款當年推出的「四方盒」Cube系列。(視覺中國)

打破日本文化的商業奇才

戈恩成為史上第四名領導日本汽車製造商的非日本人,打破了日企不少商業傳統,例如不再以年資或年齡作升遷條件、由取消日企傳統上的終身僱用保證、打破連結製造商、供應商、批發商、零售商共生共存的「經連會」複雜關係網、把公司官方語言由日語轉為英語、並聘請不少歐美之行政人員專責全球商業戰略。此對於重視傳統的日本人來說,變化無疑相當震撼,亦惹來建制內不少保守派之不滿。因此戈恩2018年涉嫌違反金融商品取引法被捕時,便指是民族主義的日本企業領袖及政府官員,不滿戈恩計劃吞併日產而誣陷他。事實上,日本的企業文化的長年陋習,從上層之關係文化、私相授受、寡頭壟斷,到中下層的長輩文化、層層積壓、工時過長等,縱不了解日本職場者都略聞一二。

戈恩辯稱棄保潛逃之原因,為其不會在日本之司法制度下得到公平審訊。誠然,日本的疑犯入罪率有99%之高,為西方法治國家之中甚為罕見,原因為日本檢方對待疑犯手法被指不人道。疑犯可被拘留23天,盤問期間沒有律師在場,法院將最終得出之口供為最關鍵證供,就算有1%的疑犯最終裁定無罪,檢方仍可提出上訴,以長年累月的審訊威脅疑犯。戈恩自2018年11月被捕後被羈押總共108天,經歷過羈押、保釋、再羈押、再保釋之漫長過程,期間被禁足及重重監視,更先後被三菱及日產解除公司職務,仍未定罪已經失去人身自由,更瀕臨身敗名裂。戈恩一案,正正暴露了日本企業文化及司法體系之弊。戈恩之崛起為日企帶來了翻天覆地之改變,而其沒落會否為日本司法界帶來另一場改革?

另一個問題是,戈恩又是否如其所稱,只是一名無辜的老實商人?事實其在賬面上的不乾淨行為早有前科。2019年9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指控戈恩隱瞞收取日產一筆1.4億美元款項,當中牽涉秘密協議、倒填日期、誤導文件。戈恩沒有否認控罪,僅罰錢了事,並被禁止其十年內出任任何美國公司職位。加上不少其他報道,戈恩被日本警方控以多年來於證券報告書中低報自身薪資,並挪用公款進行私人投資之前,很有可能早已模糊其個人及公司錢銀的界線。

戈恩被捕的新聞不只在日本廣泛報道,在法國也是頭條新聞。(視覺中國)

全球化下的跨國商業網絡

成為惹上官非而潛逃跨國企業領袖,戈恩只為近年來其中之一人。德國大眾汽車前行政總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被控以秘密軟件偽造旗下汽車之碳排放測試,遭美國通緝而潛逃德國。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亦被指涉及詐騙銀行其跟伊朗之生意來往,被加拿大警方應美方要求於溫哥華拘捕。馬來西亞富商劉特佐亦被馬來西亞及美國警方通緝,涉嫌騙取一馬公司45億美元基金。在全球化年代,跨國企業日益膨脹,各國政府應付又有否完善法例應付此類商業罪案,以防疑犯逍遙法外?

於全球化成為大勢所趨的新型商業時代,企業隨資本超越國家界線,營運模式亦需要與時並進,方不致遭時代淘汰。而引入國際化視野及多元化理念經營,亦為戈恩當年於米芝蓮南美分部發跡之原因。其於2000年代入主日產,帶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亦為日本傳統的企業運作模式注入了新思維,讓日產再次能夠於國際市場上馳騁。而戈恩本人憑着其全球化的獨特背景,同時間擁有黎巴嫩、巴西、法國三國國籍,藉此突破重重圍困,再施以金蟬脫殼的奇蹟,潛逃到黎巴嫩以避過日本法網,亦是全球化下由於各國司法體系之發展程度之差異及引渡條例之不足,迫使不少人以得不到公平審訊為由潛逃,亦令權貴階層能一直以此作為避稅、洗錢等商業罪案並且出走之漏洞。

戈恩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高業傳奇或逃犯奇蹟,更折射了全球化下跨國商業、文化、司法的碰撞及磨合,變革及不足。其多元的成長背景及商業頭腦,跟日本相對一元和傳統的建制力量之衝突。而其對日本審訊符合公平及人權標準的質疑,亦顯示出外國人司法思維及日本司法體制之差異。此亦跟各國司法體系至今依然缺乏引渡機制,使得跨國企業領袖避過法律制裁息息相關。在全球化之下各國資本早已越過文化藩籬,但各國在企業文化、司法觀念上依然尚有巨大差異,戈恩此位汽車業鉅子的崛起與沒落,正是這個時代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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