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在疫症蔓延時——1894年香港鼠疫與社會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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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來勢洶洶,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不少人將此新型冠狀病毒跟2003年之「沙士」作比較,當年籠罩香港四個月的死亡陰影復浮現。民間對當年之疫症爆發、蔓延、防治等故事如數家珍,一場危機竟成了港人之集體回憶,有份塑造港人身份認同。事實上,疫症既為公共衞生危機,但亦能帶來革新。對香港公共衞生、醫療、管治模式最影響深遠者,莫過於1894年造成逾2,500人死亡之鼠疫。

鼠疫俗稱黑死病,傳播率高、死亡率逾九成,為人類史上最嚴重瘟疫之一。中世紀時期,此瘟疫擴散全歐,造成大約逾2,500萬人死,佔歐洲人口三成至六成,令西方世界聞風喪膽。第三次亦是最後一次鼠疫全球爆發,起源自1850年代之中國雲南,及後於1880年代傳播至廣東一帶。1894年2月,廣州傳來爆發大規模疫症,多人死亡之消息。同年5月8日,香港發現首宗病例,兩日後東華醫院發現20名鼠疫患者,署理港督柏加少將根據《公共衞生條例》,宣布香港為疫埠,並緊急召集潔淨局召開防疫會議。

烏瞰之太平山街,當年鼠疫之重災區。(Dale De La Rey/法新社)

鼠疫敲醒英殖政府

其實在鼠疫爆發之前,香港公共衞生問題已長期困擾英國殖民地政府。當時英殖政府奉行間接統治方式,對香港華人採用不干預政策。當時唯一之公立醫院為國家醫院,診費昂貴,普通華人根本不能負擔,而華人亦認為該醫院只服務歐人,並有「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儒家傳統觀念,因而對切割療法之西方醫術抱有懷疑。隨着華人社會地位及經濟實力提高,買辦之精英階層於1870年成立東華醫院,為本地華人贈醫施藥,東華三院總理亦充當本地華人與殖民政府之溝通橋樑,一躍成顯赫一方之社會領袖。

1880年英國公共衞生之父查維克(Edwin Chadwick)之子奧斯伯特(Osbert Chadwick)受殖民大臣金巴利伯爵之命來港考察。英國工業革命催生現代城市,貧富工人之生活環境及城市衞生質素卻嚴重滯後,直至查維克於1842年發表報告後方掀起一場公共衞生運動,設立《公共健康法》,於城市興建大型排污系統等。奧斯伯特來港之時,本地華人的生活環境亦相當惡劣。人在床上睡、豬在床下躺,人畜長期共居於狹小空間。1882年寫成之《查維克報告書》指出華人樓宇不合衞生,必須改善通風、照明、排污系統,並設立衞生檢查制度及一所潔淨局。潔淨局遂應運而生,後來更改組成市政局,開創香港百多年之市政架構。

奧斯伯特稱,「我相信,我的建議若蒙採納,大眾健康會立即改善,用不着疫症強迫我們承認其中道理。」不過由於《查維克報告書》的建議涉及龐大開支,加上遭華人領袖及商人反對,最終大多建議不了了之。結果奧斯伯特一語成讖,1894年鼠疫爆發,政府才在迷夢中驚醒過來。不過,當局草擬及頒佈緊急防疫條例,如在人煙稠密之太平山區推行「洗太平地」行動,清洗華人住所內所有物件甚至燒毀,強行將患者帶走及隔離,並將屍體移送至指定地方埋葬,卻引起華人強烈抵制。

上環卜公花園內記述鼠疫的紀念牌。(維基)

鼠疫後的東華醫院改革

當時華人對西醫有所成見,又擔心死後會被解剖死無全屍,甚至有謠言稱西醫隔離治療有不可告人秘密,華人小孩或胎兒甚至會被西醫掘去眼或肝臟磨成藥粉製藥。華人亦對英軍及警察逐家逐戶入屋搜查之舉大為反彈,指洋人對婦孺有惡意計謀。其中疫情最嚴重之太平山區,政府通過緊急條例收回土地,所有居民被遷出,有傳言便聲稱一旦清拆太平山街,將襲擊廣州的英人報復,又有傳言指若將華人移送醫院船「海之家」隔離,將火燒外國領事館報復,令政府執行防疫工作舉步為艱。為逃避隔離,有患者偽裝沒命以避過衞生幫之巡查,又因政府將發生逾三宗病患之居所封鎖,為免流浪街頭,社區棄屍街頭現象日益嚴重,使公共衞生情況更為惡劣。

殖民政府與人民之間存在隔閡,因而產生之不信任,加上華洋之間對醫療及衞生觀念根深柢固之差異,皆令鼠疫成為演變成一場管治危機及文化衝突。政府因不滿東華醫院治疫成效,1896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東華醫院運作情況,並對醫院全面改革,設常駐西醫,華人西醫鍾本初成首任東華駐院西醫。此後政府又設法加強華人之西醫教育及衞生意識,由本地華人領袖何啟成立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肩負起學習及傳播西醫之使命,不僅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之具有西醫知識之華人青年,為中國醫療現代化帶來貢獻,其首屆畢業生孫文更推動了整個中國之現代化。

1894年後鼠疫並未得到徹底根治,成為幾乎每年都會復現之風土病,至1920年代為止。本地華人對西醫之接受程度亦進展緩慢,一直到1920年代方在華人社區中真正普及。不過1894年之香港鼠疫亦對醫學界影響深遠,當政府於世界各國求援時,日本微生物學專家北里柴三郎及法國細菌學家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來港調查。結果耶爾森於堅尼地城一間茅屋之研究中,發現了導致鼠疫的鼠疫桿菌,為醫學界提供重大貢獻,亦為1959年起鼠疫得到有效控制的關鍵之一。

卜公花園是香港首個建造的公園,原來是鼠疫爆發後,政府收回該處的民房,燒光然後重建。(陳銘智攝)

政府被批防範新肺炎不力

百多年前香港經歷鼠疫,不僅在此片僅20萬人口之港口造成逾2,500人死亡之人命損失,更折射出管治危機及文化衝突。鼠疫爆發迫使殖民政府放棄以往被動及不干預之管治模式,以公共健康作大前提,強制介入華人社區。然而華人堅持傳統道德價值及生活方式,並視外國勢力之干涉為入侵,而外來殖民政權之粗暴強硬方式亦引起本地華人強烈反彈。幸而當年之危機亦是一次改革之契機,鼠疫反映之公共衞生問題促使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改革東華醫院,又加強執行衞生法例、提供衞生服務、開展衛生教育等,亦大大提升本地華人之衞生意識。

香港十三年前經歷「沙士」一役,無疑令防疫及應變機制得到檢討及完善。然而沒有機制能永遠恆之有效。此次的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在武漢以至多個省市造成多人染病甚至死亡。論及病源,有港人對內地人食野味之習慣瞠目結舌,網絡間瘋傳飯桌上蝙蝠、老鼠、刺蝟、果子貍的影片。至於應變措施,特區政府更是反應遲鈍,令人擔心一旦疫症傳入將迅速擴散。不論當中是真是假、誰對誰錯,此次武漢肺災顯然為內地及香港政府之挑戰,並突顯其應變能力及機制有待革新之處。

防疫治疫之工作任重道遠,當年鼠疫在港肆虐之現象要持續數十年方徹底根除,而社會大眾對西醫之接受程度亦是以滴水穿石之方式改變過來。每一次疫症爆發,是大眾衞生意識提升、政府公共衞生政策改革、管治者社會治理現代化之契機。在此疫症蔓延之時,我們對他日如何藉改善社會治理以完善公共衛生,又會否發揮更多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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