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陰魂不散的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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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城市哈瑙(Hanau)兩所水煙館周三(2月19日)發生槍擊案,槍手共殺害九人,五人重傷,所有受害人都有移民背景。43歲的疑犯及其母親被發現陳屍住所,危險看似告一段落,但據德國聯邦檢察官所指,疑犯的行動宣言包含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可見以暴力宣揚極右政見,仍是國內屢見不鮮之事。仇外心理無疑難為種族間帶來和平共處的氛圍,總理默克爾所稱的思想「毒藥」,卻在德國仍然陰魂未散。

德國哈瑙發生槍擊案,柏林2月20日有人擺放鮮花和蠟燭悼念死者。(美聯社)

如《德國之聲》的記者Stephanie Burnett所言,在德國上周發生的連串事件中,好似已預示極右政治力量對社會威脅即將到臨。警方上周五(14日)的突擊搜查中查破一個欲對穆斯林、政客和尋求庇護者施襲的極右組織,本周一(17日)德國亦分別有反穆斯林及要求對清真寺提供保護的遊行示威,可見過去一周德國的種族主義矛盾是何其高漲。

反猶與反穆斯林

縱然上周的主要爭議是針對穆斯林,但近年在德國愈見高漲的種族主義,卻不單針對當地的土耳其後裔。去年10月9日,一名槍手在猶太教的贖罪日(Yom Kippur),於東德城市哈勒(Halle)對猶太教堂施襲,擊斃教堂外的路人和烤肉店裡的顧客。疑犯事後更承認襲擊是受反猶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所驅動,可見德國的種族主義亦可分成「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猶主義」兩大分支。

不論是反猶還是反穆斯林,德國人口結構部分是由外來移民組成,早已是歐洲難民潮爆發前不爭的事實。二戰後,德國勞動力大幅減少,重建步伐緩慢,西德為解決人口不足,在1961年與土耳其簽定雙邊協議,以引進南歐的廉價勞動力作為「客席勞工」(Gastarbeiter)。自此,土耳其族裔的人口數目便由1961年的6,700人,大增至1973年的605,000人,而當中亦有不少是1964年西德允許家庭團聚後,前往北方定居下來,落地生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該國在2017年已約有270萬帶有土耳其血統的居民,約佔總人口3.4%,是為國內最大的少數族裔。

儘管不少移民後代在生活習性上仍保有自身的文化根源,但國內的極右分子卻續以上世紀的種族眼光,將同樣持德國國籍的人劃分成「我者」和「他者」。這不但有違世俗國家的基本原則,亦是陳舊、迂腐的偏見。即便人類排拒他者部分是與世俱來的自然反應,惟當下的恨外心理卻已升至非理性的危險水平。情況如2018年德國足球隊在世界杯分組賽爆冷出局後,土耳其裔中場奧斯爾卻成了部分球迷和傳媒唾棄、發洩的對象,最終更使前者意興闌珊,黯然退出國家隊。然而,奧斯爾所說的「贏球時候我是德國人,輸球時候我是移民」的種族思維,不僅可見於綠茵球場,更可見於極右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對外來人口妖魔化的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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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溫床

種族主義危險之處,不僅只是在社會層面上歧視膚色和外觀不同的人,而是其作為極權主義的溫床。雖然今天納粹主義已成政治禁忌,但從沒有在德國成為歷史,好些以希特拉「繼承人」自居的組織,其實只是轉為地下活動,嘗試延續國家社會主義的「使命」。然而,種族主義能孕育出極權主義的浩劫,並非只是納粹主義者偏執地相信迷雅利安人的優越性,更需要立心不良的政客煽動跨種族的仇恨和對立,才會發生如「水晶之夜」般的無故殘害猶太人。

即便迄今已遠離納料工業化屠殺猶太人已逾七十載,但人類對他者發動非理性殘害的思想根源,卻一直像病毒般潛床在社會裡,故哈瑙槍擊案不單只是警醒德國人的慘劇,同是各個跨種族國家必須提防的思想「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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