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22日，聯合國通過決議，將10月17日定為國際消除貧困日；2014年始，中國也定之為扶貧日。香港扶貧委員會則於15日舉行高峰會，匯報2015年香港貧窮情況。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我們扶貧的努力漸見成效，我感到十分欣慰。」但觀乎數據，貧窮人口在2014年曇花一現式下降後，去年又復上升；使用大筆公帑，卻未能得到合理成績，更不合理地將「成功」控制貧窮人口在百萬以下視為「功績」，實在匪夷所思。於扶貧方面，政府應多參與國內、外經驗，不能再因循守舊。

香港推行扶貧政策，最大問題在於沒有定下扶貧、乃至滅貧的指標。管理學ABC有教授定立目標時的SMART原則，就是Specific（明確性）、Measurable（可衡量性）、Attainable（可達成性）、Relevant（相關性）和Time-bound（時限性）。其中的「A」，也應包含「Accountability」，問責。既然定立目標時，是相信目標是可達成，倘若最後無功而還，興師問責也是合理之事。但香港現時既然沒有制定「指標」，也就無從問責，也就無法驅使官僚認真處理扶貧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在扶貧政策上，相對而言，遠勝於本港。

中央在十三五規劃中，制定清晰「精準扶貧」指標，盡量在2020年達致以「農業產業化、能源扶貧、鄉村旅遊、農村金融」等手段協助全國7000萬貧窮人口脫貧。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央政府向22個中西部省分下達「軍令狀」，主事官員若然扶貧不果，則不移其位。這政策一方面可確保扶貧官員能確實掌握地方實況，也能令官員明白，滅貧不果也就官運堪虞。為跟進、落實相關政策，中央更組成20個督查組和2個巡查組督查進度。這就是「指標」清晰下的「問責」手法。

另一方面，香港在扶貧政策上，各政策局沒有承擔，也不願「上身」，高層的所謂協調，更是效果不彰。遠的不說，單就近日媒體報道的「光屋」言，林鄭月娥表示由於項目太創新，沒有政府部門願意接手，最後須由其辦公室下的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負責。沒有要達成的指標，也就沒有責任可問；既是如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之風作祟，也是合乎「情理」。但進一步追問，造成目前各局推卸責任的局面，政府高層沒有責任嗎？其實就是他們不願、也不敢大膽設定扶貧指標，才致使各政策局不願背負「份外」之責。

相對而言，中央對各省下達明命，也要求社會上的富裕者負上應有之責，結果社會上各環節都投入扶貧工程，這是香港船頭怕賊、船尾怕鬼、事事拿「社會泛政治化」作擋箭牌的領導所不能比擬。

目前國內的扶貧政策的參與者，很多說出來都是港人所不能想像的。

先說點大家不意外的。鄧小平制定的國策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趙紫陽在落實此國策時，推行「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結果造就現時中國東南沿海傲視全球的經濟發展成果。但相對而言，也令國內出現東西部貧富不均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政府要達致全面小康的最大障礙；對此，外媒近來也頗為關注。新華社於扶貧日受權發布的《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其中清晰要求「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雙方各級黨政主要負責人必須親力親為」，就是強調先富者照顧仍貧者的責任。當然，富有省分支援相對落後省分發展，已有相當歷史，而貧富雙方的合作，往往是互助互利，雙方也是樂意協作；兩廣的旅遊扶貧合作，即是一例。現時中央令下，無疑會再深化此方面的發展。

香港政府常強調社會須共享經濟成果，但不少官員仍然迷戀過時的滴漏效應；周永新教授也直指據他與官員多年交手經驗，港府是不願意直接以現金補貼窮人。中央新頒發的《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改革試點方案》就要求地方確切做到利益共享，以地方上水電、礦產資源收益，直接補貼貧窮戶，預期可為55萬戶增加不低於3千元年收入。這政策涉及扶貧辦、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能源局等多個部門，需要中央清晰協調、指示。

富裕的企業也直接承擔扶貧責任，如工商銀行直接為貧困大學生提供工作機會，希望達致「一人就業、全家脫貧」。這做法能利用企業享受的經濟成果，直接回饋社會、參與扶貧。內地「千企幫千村」、「萬企幫萬村」等扶貧方向，都是以此為出發點。

除此之外，國內尚有不少港人難以想像的扶貧模式。在北京舉行的「2016全國扶貧日金融扶貧成果展」，是由中國證監會辦公廳、機關黨委聯合發起，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主辦。也就是說，中國證監會也是扶貧機構之一。證監之所以參與扶貧，也是回應中央指示，在包括少數民族、革命老區等貧困地方推行「金融扶貧」。

近來香港上市制度改革鬧得沸騰，設立「第三板」是其中一項爭議。國內也有「新三板」，但此板塊的其中一大功用是「扶貧」，協助貧困地區企業上市集資。據陸媒，2003年至2015年12月底，涉及貧困地區企業重大資產重組共計48項，累計金額達179億人民幣。

國內交易所也直接參與扶貧項目。深圳交易所在甘肅武山縣設立「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上海交易所積極協助貧困地區走進資本市場融資，（安徽宿松縣的中天石化成為當地首間掛牌企業）、鄭州商品易所在河南桐柏縣更新基礎醫療設備等。

香港政府常強調以創新科技發展協助解決社會發展難題，但創科局成立至今，除了楊偉雄四出外訪的新聞外，一直未聞重大新猷。相對而言，利用互聯網優勢推動教育及產業扶貧，則是國內的重要扶貧方向。舉例說，珠海小學利用「互聯網+」推動「教育扶貧」，國內大型互聯網公司京東利用線上銷售平台協助貧農出售產品等，都切實地將科技發展落實到扶貧措施之上。

當然，中、港兩地的扶貧政策面對的難處不一，兩者難以直接比較；如國內須嚴防「扶貧碩鼠」，香港在這方面的問題相對不太嚴重。《香港01》希望指出的，是扶貧政策應定下清晰的目標與權責，及須以創新政策視野制定長遠政策及以具膽識的執行能力予以落實。更重要的，是社會須明白，扶貧是大眾的事，需要社會整體共同努力，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就目前港府的扶貧政策、發展或成果，確難以使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