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井觀天守護不了香港這一制｜于品海

樹欲靜而風不息，這是香港人今天的心情。大多數市民都希望香港能夠走出騷亂和動盪，恢復祥和的氣氛，但新冠疫情肆虐，港區國安法以及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都讓市民無法安下心來。雖然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但大家已經意識到無意義的政治衝突根本化解不了深層次矛盾，只是會製造更多怨憤和對立。中央政府不會容忍無休止的動盪，撥亂反正是遲早的事，可以猜測的只是通過什麼手段。這就是香港今天的現實。

中央政府根據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推動修復香港的憲制秩序，積極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劃定邊界，但能夠冷靜和理性認識這個過程的香港從政者又有多少？反過來，對於香港政府，當中央通過憲制手段為香港官員庸碌無為而製造的混亂提供穩定器，他們又是否懂得只有切實的改革才能真正重建社會的和諧，才是履行自己的職責？

香港政治就是中國政治的一部分

去年的政治動盪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嶺。一些政治冒進主義者在反修例騷亂中企圖借助外國勢力，站在國家主權的對立面，挑戰香港的憲制倫理，甚至推動分離主義在香港落地生根，這就是壓倒駱駝的幾根稻草。究竟這是香港社會部分人有意為之，還是市民在毫無意識之中被誤導或裹挾？或者說，一些從政者不知天高地厚，對國際政治和香港的憲制性質懵懂無知，加上一種極膚淺的政治傲慢，以為可以通過暴力和國際壓力改變中國對香港的管治結構，最終還是要賠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遭遇牢獄之災。這是否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答案不言而喻。

最近一些言論開始質問究竟誰是愛國者，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被多次提及。它究竟有什麼意思？其實，誰是愛國者估計是主權國家政治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政治詰問，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的憲制政治能夠是包容非愛國者的政治嗎？就算特朗普和拜登的美國總統之爭，也同樣陷入誰是愛國者的政治爭論中，他們指責對方是俄羅斯或中國支持的總統人選，間接指認對方不如自己愛國，不如自己強硬對付敵對國家。任何國家都無法接受從政者是站在敵對國家的立場參政，憑什麼認為中國會例外？

「愛國者治港」的前提是，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政治就是中國政治的一部分，只有熱愛這個國家的人才有條件參與中國政治，包括香港政治。道理就這麼簡單！就好像美國各個州的從政者必然都是愛國者，不只是熱愛自己的州份，而且是熱愛美國。香港政治同樣如此，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應與他國利益相結合，更不應提供武器讓他國制裁中國或香港。一旦這種事情發生，不論是美國還是香港的從政者都不再擁有從政的資格，這既是法律現實，更是最基礎的政治倫理。

為什麼香港竟然會有從政者意識不到這一層意思，甚至將自己的政治命運置於如此尷尬的角落？或許香港真的需要重新認識「一國兩制」，以及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的意思何在。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人根本沒有資格，亦沒有需要認識英國政治，但回歸之後的香港是「一國兩制」，中國是自己的國家，負責香港管治的是香港的中國公民，就必須認識到主權政治的意義。可惜，這種期望長年沒有實現，當中既有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內在原因，亦可以從外部環境的變化尋找今天衝突的伏線。

回歸遭遇兩種世界政治發展趨勢

從歷史角度看，香港的回歸遇到兩種世界政治發展趨勢。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後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有着積極的引領作用，香港自身反殖民地的民主運動亦正在崛起。港英政府在回歸期間利用這股政治熱情，將其扭轉為有利於自己的政治情緒，將本來針對殖民地統治的民主力量改變為與自己站在一起針對專制中國的社會運動。在同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國內釋放了一股追求政治改革的思潮，八十年代末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它對正在探索如何回歸的香港人所產生的衝擊，都被最後一位殖民地港督所利用，讓這種扭轉變得順理成章。

在民主思潮急速積累能量的過程中，世界政治格局同時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因為蘇聯和東歐解體，原來的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單一超級大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中美兩國之間的制度差異，使中國的崛起被美國政界視作對其地位的新挑戰。自小布殊政府開始，抵禦這種挑戰的意識開始形成，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逐步擴大，特朗普總統利用這種意識，並結合國內強大的民粹思潮和政治極端化，成為今天美國對自身安全感到極大焦慮的普遍心態。

另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遭遇二戰以來最大的結構性挑戰，情況在美國特別嚴重。去工業化或者金融化讓美國的就業崗位被轉移到後發達國家，如中國、墨西哥、越南等地方，美國本土已經無法提供具競爭力的製造業環境。台灣的鴻海集團嘗試將部分LED面板生產線轉移到美國卻一事無成，蘋果宣稱要在美國生產部分產品的計劃只是討好政客的公關手段，特斯拉在中國的超級工廠一再增產更再次確認中美在製造業領域的競爭早就完結。其實，經濟金融化的惡果在九十年代末已經被證實，2008年的金融海嘯只是響亮的喪鐘。美國政府曾經動用龐大財力企圖改變衰退，但由於缺乏對經濟危機的正確認識，以及受制於資本的挾持，其所做的都只能是杯水車薪。一直到今天，美國依然使用量化寬鬆這種吸毒式的貨幣手段來緩解經濟失衡，用經濟學的理論解釋，這就是頭疼醫腳。西方經濟的活力在過去二十多年不斷消減，國家財政實力後勁不繼，企業實力持續壯大，但他們無意視社會利益為己任，在治理失效的情況下持續鞏固社會階層的分化。在這一次新冠疫情中，美國去工業化的惡果完整地呈現在世界面前，一個如此先進的國家，竟然連基本的醫護用品都無法生產。

這兩方面都鞏固了中國與美國之間經濟和財政實力的兩極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比較還不明顯，中國相對落後，一部分人甚至認為西方經濟發達證明其制度的優越性，不少中國和香港的知識份子都對美國的政治體制趨之若鶩，各種理論都指向中國應該走上西方同樣道路，香港人的觀點就更是一邊倒。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情況開始發生改變，兩種制度的比較已經無法再給出明確的結論，傳統的理論和分析亦已經失效，更多證據說明西方制度存在極大的結構性缺陷，意識形態只是將事實遮蔽，政治的失衡甚至成為遮蔽的主要原因。過去十幾年西方政權在各個後發達國家推動的民主運動都慘敗收場，有一些甚至至今仍然無法收拾殘局，烏克蘭和利比亞等都是絕佳的案例。

重拾從政初心抵禦極端分離思想

香港從政者顯然沒有意識到香港政治的本質，甚至蔑視近年顏色革命的各種失敗經驗，在毫無警覺的情況下，將一股大家都知道是觸碰政治底線的分離主義和暴力政治引入香港，自己更親身披甲上陣，遊說英國和美國政府挑戰中國在香港的主權地位。這種愚蠢行為只能夠是自殺式的，毫無作用，連賺個烈士的虛名都做不到。對於一開始就暴走極端的抗爭派和分離主義者，無論他們是有意或無意，政治後果和意義都不會有什麼分別，頂多是政治藍海中的小雨點。但作為民主回歸派的傳統泛民也被如此幼稚的政治手段裹挾，只能夠說明他們缺乏政治自信，政治基礎太過脆弱，無力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

香港政治是中國政治的一部分。對於中央政府，十九屆四中全會有關「一國兩制」的說明已經是直言不諱，那就是「一國兩制」是中國制度的極大優勢之一，既要發展它，還要完善它。發展就是要繼續鞏固，讓這種制度設計的原意能夠更好發揮；完善就是因為目前的「一國兩制」存在各種缺陷與不足，必須通過制度提升與改革來夯實，因而提出一系列舉措。但香港的各股政治力量，包括政府、商界、建制政黨、泛民政黨都對此毫無認識，甚至看不懂中央的想法和計劃，結果是忽略了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更意識不到中央除了不能接受「港獨」，還絕對否定香港從政者與英美政府的串聯和勾結。

幾名傳統泛民議員被認定失去議員資格並沒有什麼政治新意，這只是中央政府繼續鞏固香港社會對國家安全的底線認識，其他議員的總辭只能說是順勢而為，被抗爭政治繼續裹挾，是對一小部分激進選民的交代，是毫無選擇的幼稚動作，產生不了任何實質作用，更不會改變現實與結局。既然事情已經發展到如此地步，泛民議員應該撫心自問究竟從政的初心是什麼，他們服務的選民所需要的是什麼，香港需要什麼樣的從政者，「港人治港」的政治本質以及「一國兩制」的真正意思，之前的政治想像為什麼會將自己帶到今天的絕境。當然，這裡的關鍵質問還是自己是否符合「愛國者治港」的標準？

一些泛民議員深信自己是愛國的，但他們將國家想像為文化中國，甚至辯稱自己反對中共的執政，因而有理由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香港的合法性，並以此作為自己理解分離主義的依據。這種狡辯在各種政治衝突發生之前還可能被忽略，在衝突爆發之後，試問它仍然會有存在的空間嗎？如果從政者連想像和現實都分不清，連愛國者是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敬愛都掌握不到，又如何有從政的資格？就算某些從政者不認同中共的政治信念，亦應該尊重它是中國的執政黨，有責任決定中國的大政方針，亦即是最終決定香港政治的決策者，想像是改變不了這種現實的。

跳出井外才能看清港人治港真諦

香港社會有種聲音認為香港這一制承諾了言論自由，應該容許個人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政治言論而取消議員資格違背了這種原則。如果一名普通市民在與朋友傾談時表達自己贊同他國制裁中國，我認為這不應該被視為觸犯任何法律，但這不等同一名立法會議員可以公開與別國政府商議及鼓勵他國對自己的國家實施制裁，後者是政治行為，估計大家應該懂得區分兩者之間的差異。事實上，泛民議員是清楚其中差異的，更何況他們當中不少是律師。既然如此，他們為何犯上這種低級錯誤，是被政治熱浪沖昏了頭腦？還是就像十多歲的年輕學生，在不知不覺之間竟然就成為街頭衝突的暴動份子？

我在與部分泛民議員多年的交往中，深信他們大都是真實希望為香港人謀福利的從政者，亦沒有任何違反國家安全的意圖，其中一些是可以被定義為「愛國者」。他們一直以來都對「一國兩制」寄予極大希望，但很可惜，由於過度沉醉在「民主自由」的狹隘理解中，完全忽略中央政府的多次警示，甚至在「兩制」關係極端化過程中，被一些毫無底線思維的本土派和抗爭派裹挾，失去主動，連自己一直反對的暴力和分離主義思想都不敢表達立場。雖然還不至於公開支持極端行為，但卻在無意間踩過了紅線，對暴力和「港獨」表達了同情，本以為是策略之舉，但到後來就變得身不由己。如此嚴重的政治挑釁，試問中央政府又如何可以接受或繼續容忍？

中國和美國，甚至是整個西方陣營，都可能長時期進入一個相互重新認識的動盪周期。這不只是政治或經濟的，而且牽涉到人類如何共處的大命題，是各種文明之間如何和諧共生，全球化如何走下去的歷史課題。香港作為這兩種文明和陣營之間的一個連接點，今天發生的事情只能夠是滄海一粟，但通過對各種現象的綜合，大家往往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質，以及香港前路面對的挑戰。作為香港的從政者，如果只知道在自己的小水井中觀看天空，又如何可以看得見天外有天，更不會知道自己的渺小。香港要實施的「一國兩制」正好說明這個舞台的寬廣，大家應該擺脫狹小的視域，極力跳出井外，嘗試看看「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真正展現的世界，而不是繼續做那只青蛙。雖然青蛙變成皇子的童話故事並非不可能，但作為從政者，你能選擇用童話故事來解釋自己的政治行為嗎？只有回歸政治現實，認清自己的從政初心，才有資格考慮從政的道路，如果做不到，不如找份工作或者創業，做好養家糊口的分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