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鬥爭迷思　何時踏上善治？

「47人顛覆案」的部份被告已接近完成他們的刑期，其中刑期相對較輕、被判監禁4年2個月的四名被告——毛孟靜、譚文豪、郭家麒及范國威於今日（4月29日）刑滿出獄。毛孟靜、譚文豪等在求情階段已表達了歉意或悔意，他們亦都選擇了認罪。法官考慮到他們過往的公共服務以及對相關法律的無知，分別給予了三個月的刑期扣減。

就法律原則來說，並沒有「不知者不罪」。無知不能作為脫罪的理由，最多只能在罪名成立後的判刑階段，作為求情的因素以爭取較輕的刑罰，例如減免數月刑期。此「47人顛覆案」中，多名被告計劃在立法會取得過半數議席後，不論利弊或內容如何，無差別地否決政府提出的任何財政預算案或公共開支議案。法庭認為這必然會導致政府運作癱瘓，無可避免地動搖香港的政治穩定，甚至引發憲制危機。令人疑惑的是，這正是《港區國安法》第22條所明確針對的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為何一些經驗豐富的政治人物當初未能預見到法律後果？尤其當時官方已嚴詞警告，他們為何未能意識到潛在的重大危機？

民粹沖昏　付出了沉重代價

許多被定罪的被告都曾長期服務香港社會，這也是法庭在判刑時予以部分刑期扣減的原因之一，例如毛孟靜、范國威、林卓廷、黃碧雲、梁國雄等均擔任立法會議員多年，理應具備相對成熟的政治判斷力和對法律界線的認知。他們要在獄人度過一段日子，不論是長或短，難免令人惋惜。為何在2019年的社會騷亂之後，他們會自甘於站在危牆之下，參與如此高風險的鬥爭行動？就好像曾經作為香港第一大黨的民主黨，近期已啟動內部解散程序的討論。他們明明在諸多民生議題上作出過貢獻，但因為捲入政治鬥爭而最終選擇自行結束，難道不可惜嗎？為何像何俊仁、劉慧卿等民主黨前輩曾經明白，政治不能只有無止境的鬥爭，而需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尋求溝通與協商，但後來的從政者似乎遺忘了這一點？

或許，一些從政多年的領袖人物之所以會迷失方向，恰恰是因為他們長期沉浸在某種政治生態之中。從「五區公投」、反國教運動到佔領運動，他們可能逐漸將政治鬥爭視為從政的全部，誤以為只要順應民粹的激昂情緒，就能一路暢通地走入立法會，甚至覬覦更高的政治位置。結果當2019年社會爆發騷亂，他們便失去了政治定力，被當時的社會氛圍所裹挾，迷失了方向。正如區諾軒在獄中書信所引用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所暗示，旁觀者的鼓譟最終讓局中人付出了沉重代價。

告別「攬炒」　政治本質是什麼？

政治，在大眾的印象中，或許常常與鬥爭劃上等號，看看美劇《紙牌屋》、重返了白宮的特朗普、敗走唐寧街的約翰遜，莫不印證了這一點。然而，政治的根本目標應當是追求「善治」，是以科學、理性為基礎，致力於實現社會的公平、和諧與發展。這是為什麼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所構建的香港政治體制下，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被設定為「互相制衡、互相配合」，而非全然的對抗或鬥爭。香港的憲政秩序根本不容許被任何人「攬炒」，行政長官擁有由中央賦予、相對獨立的憲制地位，並不完全受制於立法機關。既然特首的任免權在中央，即使立法會通過彈劾案，仍需中央作最終決定，為什麼大家又會以為可以利用立法會來跟特首鬥爭？

如今，社會各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社會內部消耗巨大，而案中的被告也經歷了牢獄之災。隨着他們陸續完成刑期，重新回家，我們不禁要問：香港變得更好了嗎？社會大眾和從政者是否真正理解政治的核心應是善治，而非無止境的鬥爭？現屆立法會是否明白了自身的憲制責任，致力於建設而非僅僅是批評？他們或許自以為贏了一仗，在立法會可以獨大了，但任誰都看到香港經濟並未好轉，甚至面臨更大挑戰。店舖結業潮持續，的士司機與網約車平台不必要對立起來，公共房屋輪候時間依然漫長，想置業的市民因為經濟壓力而卻步⋯⋯這難道達到了「善治」的標準？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從過去幾年的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訓，在未來共同努力建設好這個城市，專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樣才不至於讓過去付出的巨大代價變得徒勞無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