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近30年、橫跨五屆政府、對環保生態舉足輕重的「垃圾收費計劃」，原定去年4月1日全港實行，但突然變成「先行先試」，翌月更宣布全面暫緩；直到今年9月23日，在環境及生態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中，被「維持暫緩」四字輕輕作結。理由冠冕堂皇：環球貿易戰、地緣政治複雜、經濟充滿挑戰、社會不支持......所以只能「因時制宜來制定推進減廢回收工作的策略」。言下之意，是條件不充足、環境不允許、市民不配合，總之不是環境局的理念不清晰、政策不完善、執行不積極、教育不到位。

將政策崩潰的連鎖失敗，推給不可抗力的時代洪流，或是無能，或是無奈。環顧全球，香港並非孤立，而是現代城市普遍都會陷入廢物治理難題的縮影——要在三個維度當中作出權衡和選擇：第一維，基於「行為經濟學」原理，採用「污染者自付」的政策原則和「使用者收費」的市場手段，藉此「經濟誘因」實現「源頭減廢」；第二維，基於「中央技術解決」，全民劃一收費，交由政府集中透過高新技術進行「末端處理」；第三維，基於「行政命令」或「法制法規」，對「投放—收集—運輸—處置」採取全鏈條的嚴格管控。

一個城市或許能在一兩個維度上表現出色，但難以實現三維通吃。偏偏香港嘗試水中撈月，不是為了尋求最佳的廢物治理路徑，而更像是不思進取、不明所以、不知所措。

一開始，環境局試圖推行「行為經濟學」模型，卻又缺乏該模型所必備的基礎設施、環保教育、公眾信任和政治決心，嚴重忽略這是一項需要長期耐心耕耘、持續建立互信的社會建設工作，使得一個本應是履行公民責任的環保行動，被描繪成一種程序繁複的擾民政策，甚至異化為一場官民之間的經濟博弈。失敗後，環境局又將重心從前端的「公眾行為改變」，轉移到了後端的「中央技術解決」，揚言大建焚化爐，但又礙於土地缺乏和技術複雜而沒有太大進展——第一個位於石鼓洲的焚化爐（I·PARK1）尚未啟用，第二個位於屯門曾咀的焚化爐（I·PARK2）仍在招標——反倒令公眾形成「有了焚化爐就不需從源頭減廢」的錯誤認知。如此戰略模糊、搖擺不定、心慌意亂，結果就是「三頭唔到岸」，失敗中的失敗。

困難歸困難，放眼周邊地區，成功案例比比皆是。

台北是實現「第一維」的佼佼者。當地早在2000年推行「垃圾費隨袋徵收」，並且同步推行三大香港沒有做好的配套工程：首先是鋪天蓋地的公眾教育，將環保意識深植校園與社區，令「垃圾不落地」和「資源回收」等理念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其次是數以千計的基建先行，盡可能設立更多資源回收點，讓「方便回收」成為現實；最後是化罰為獎的經濟誘因，確保大部分家庭轉用指定垃圾袋後，實際支出比以往隨水費徵收的垃圾費更低。

新加坡是達致「第二維」的優等生。面對比香港更嚴重的土地稀缺，加上高密度的組屋垃圾槽設計，新加坡深知實行「隨袋徵費」的不可能，於是放棄了從前端著手的垃圾分類，而是大力投資於後端的技術處理。當局以「焚化為主，堆填為輔」作為核心策略，集中精力打造一套相當高效的「收集—焚化—堆填」系統——將垃圾處理費直接捆綁水電費，按住宅類型劃一收費，把垃圾運往先進的「轉廢為能」焚化爐，轉化成為全國3%的電力，而焚燒後的灰燼則被運往實馬高島——世界首個採用無機肥料堆填而成的生態島嶼。

上海展現的是「第三維」的可能。上海自2019年實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採用自上而下模式，透過強大的行政力量、地方法規和社會監督，強制推動市民改變行為。這套治理哲學少不了兩項社會工程：一是全流程的監管，在前端的社區設立定時定點的監督式投放站，配備專人指導和監督，確保準確分類，同時在後端派駐分類運輸車隊和專門處理設施；二是超嚴厲的罰則，對於不遵守分類規定者，個人最高罰款200元人民幣，單位最高5萬元人民幣，並且可能與個人信用記錄掛鉤，從而形成頗為強大的法律威懾。

但在香港，「垃圾收費」這一小步，竟然足足走了將近30年，而且剛抬腿就要往後退。1998年9月，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採納《減少廢物綱要計劃》，首次提到採用「使用者收費」的市場手段和「污染者自付」的政策原則。2005年12月，環境保護署正式出台《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原定於2007年推行「垃圾收費」。然而，飲食界等阻力實在太大，當局至2018年10月才向立法會提交草案，再擾攘至2021年8月才於立法會三讀通過。幾經籌備，到了2024年4月，「起點」竟成「終點」。

去年那場「先行先試」計劃，本可作為政策正式實施前的「壓力測試」，結果變成一場暴露政策千蒼百孔的「告別演出」，甚至一個幫助政府趁機甩難的「退出機制」。環境局提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中，描繪了這樣一幅「執行災難」（也即當局的「執行困難」）：在免費提供指定袋的情況下，住宅樓宇的平均使用率只有兩至五成，食肆更是低至兩成；前線清潔工的工作量暴增；市民對於收費水平、回收配套、法例細節等等充滿疑慮。

那樣的結果，其實早在政策醞釀的20多年間，已是環保團體、學者乃至社區組織口中不斷重複的「你阿媽係女人」，而環境局官員卻要經此一遭才恍然大悟。

他們坐在冷氣房內推演市民「理性地」購買指定袋、計算每公升垃圾的所值收費之前，或許沒有走進深水埗的「三無大廈」，去理解一位拾荒長者如何應付一個幾毛錢的指定袋成本；也沒有站在潮濕悶熱的垃圾房內，去體會一名承受額外工作量的前線清潔工，在「指定袋」與「非指定袋」之間的掙扎和無奈；更沒有在下班繁忙時間，去感受一個普通家庭主婦，提着幾袋分好的回收物，長途跋涉才能找到一個「綠在區區」的煩躁和狼狽。

市民看在眼裏，又怎會願意支持？

令人乍舌的是，當政策碰壁，環境局的第一反應不是認真反思設計缺陷、不是加倍努力完善配套、不是領導社會克服陣痛，而是將「民意」作為臨陣退縮的擋箭牌。猶記得，去年有建制派長老在報章撰文為局方背書時表示，「垃圾徵費」由激進反對派提出，是上屆政府在泛政治化高壓環境下被迫制定的政策，本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今理應擱置，聚焦經濟發展；到今天，環境局文件聲稱貿易戰及地緣政治令香港面臨多重挑戰，加上經濟轉型壓力、社會不支持等因素，為免對市民和商界帶來額外負擔，只好「因時制宜來制定推進減廢回收工作的策略」。原來，都是民意的錯。

可是，一個有為的政府，就僅僅是順應民意嗎？面對具有長遠正面效益的重大改革議題，難道不是應該積極地創造條件、建立信任、引導民意、凝聚共識、合力向前嗎？

垃圾徵費可以繼續暫緩，但香港每日近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並不會因此消失；堆填區飽和的壓力、焚化爐污染的爭議、微塑膠氾濫的威脅......每一項都是迫在眉睫的環境治理危機。環境局欠香港社會的，不僅僅是一個目標明確的減廢政策，更是一種攻克難關的政治魄力、一份貫徹原則的施政勇氣、一句面向未來的環保承諾、一個敢於問責的真誠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