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閥政治是場永不落幕的「歌舞伎」，過去五年換了四任首相，剛剛又迎來新的一任——曾被寄予改革希望的「孤狼」石破茂上台僅僅一年，舞台就要換上前所未見的「女旦」高市早苗。閃光燈下，媒體津津樂道於「首位女首相」的歷史性標誌；但諷刺的是，這張女性面孔背後，劇本精髓從未更改。可以說，高市的「登頂」，更像是日本舊時代的一曲輓歌，甚至是日本政客在集體迷失當中最危險的一次回眸。

2025年10月4日，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接任已宣布辭職的原總裁兼現任日本首相石破茂。頂着「女版安倍」頭銜的高市早苗、擁有「政壇貴公子」光環的小泉純一郎之子小泉進次郎，還有主打「穩定壓倒一切」的傳統技術官僚林芳正……一片「三足鼎立」的喧囂中，高市早苗突出重圍，當選第29任總裁。（10月21日更新：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高市再下一城，當選日本第104任首相，也是日本憲政史上第一名女首相。）

不過，她的勝利，更像那齣派閥大戲早已寫好的「劇本」，沒有為日本帶來太多打破「短命首相」魔咒的希望。日本自1955年確立「五五年體制」，長期維持以自民黨為執政黨、社會黨為最大在野黨的政黨政治，使得日本的國家政治也異化成為自民黨的內部家事。因此，自民黨總裁的選舉，從來不是一場面向國民的政策辯論，而是一個僅限於永田町的權力遊戲。這從兩個階段的選舉設計可見一斑：第一階段包含地方黨員票，多少能夠反映些微基層聲音和變革渴望，但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獲得過半票數，遊戲便進入第二階段——完全由國會議員主導的「密室協商」，即由各大派閥大佬話事的「利益談判」——候選人更加不需說服國民，而是奔走於各大派閥，許諾內閣職位和政策利益，從而換取支持。

高市在首輪選舉中獲得183票，包括64張國會票、119張地方票；並在次輪選舉中獲得185票，包括149張國會票、36張地方票。國會票數的暴漲，正是她獲勝的關鍵。不少分析指出，這既無關個人魅力或政治遠見，更沒有民主精神可言，而是那套潛規則的最佳例證：她是已故首相安倍晉三政治遺產的最忠實代言人，代表黨內最大派閥及其他保守勢力的集體意志。當首輪未能決出勝負，其他派閥精打細算、權衡利弊，最終投向一個最能保障他們共同利益的「工具人」。外界普遍相信，林芳正的派閥用選票換取了新內閣的職位。

如此的遊戲規則，決定了日本首相的本質——並非國家的領航者，而是派閥的總代理；首要任務不是擘畫國家的百年大計，而是小心翼翼地維繫各大派閥的脆弱平衡。閣僚的任命，更要精準反映各大派閥在總裁選舉中的押注份額，所以外務大臣、財務大臣、防衛大臣等關鍵職位往往成為他們安插親信、擴大影響的重要籌碼。如此的遊戲結果，也注定了日本政黨政治的命運，早就固化成為一種由數個世襲、半封建式的派閥組成的鬆散聯盟。

任何試圖挑戰這一規則的首相，都會面臨被整個體制反噬的風險。揚言「為了改革，擊潰自民黨也在所不惜」的小泉純一郎，曾經透過政治工程削弱派閥權力，但其繼任者也繼承了得罪派閥的政治負資產，至今仍然無法在黨內立足根基。安倍晉三之所以能夠成為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正正在於他最懂得駕馭派閥體系，並且成功將其個人意志與派閥利益深度捆綁。高市早苗高舉「安倍價值觀」大旗，顯然深諳此道。她的上台，意味那種以派閥利益為核心的「弱首相、強派閥」權力結構，將被進一步鞏固和延續。

宏大的改革藍圖更加是虛幻的天方夜譚。任何觸及既得利益的政策，例如稅制改革、社保重構，都會招致不同派閥的聯合「絞殺」。所以大多數首相只能「蕭規曹隨」，在既定的框架內做些不痛不癢的修補；而每當首相的民望下滑，或爆發醜聞，派閥大佬便會毫不猶豫地「揮淚斬馬謖」，再推舉一位新的總代理來平息民憤，然後遊戲照舊。

曾被外界寄予改革期許、卻又即將黯然落幕的石破茂，正是「鐵打派閥，流水首相」的最新註腳。在「黑金」醜聞籠罩自民黨之際，他是黨內少數的無派閥領袖，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有着相對客觀的認識，對於中韓等鄰國態度也比較溫和。然而，他執政一年乏善可陳。究其根本，源於他的內心自負、務實不足，加上其在黨內根基過於薄弱，處理危機和推進政策時總是遲疑不決，對黨內各大派閥予取予求，被右翼裹挾而動彈不得。結果如他所言，「在努力調和的過程中，失去了自我特色」。儘管小泉純一郎曾以「首相有權」鼓勵放手一搏，可惜石破性格使然，最終以「維護黨內團結」為由選擇放棄。

接替石破茂的高市早苗，在政治光譜上與之處於兩極。當國家深陷經濟停滯、社會固化等深層次矛盾而無力改革時，煽動民族主義、操弄歷史問題，便成了最廉價的轉移視線方式，而高市正是這套「劇本」的狂熱信徒。例如她常年高調參拜靖國神社，拒不承認侵略罪責，並且高舉「歷史修正主義」，試圖將日本包裝成二戰「受害者」；她甚至主張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把推動日本擁有「正常國家」的軍事力量作為核心政治目標。

這樣的高市，恰恰迎合了部分日本民眾在長期困頓後的集體焦慮。而高市的上台，意味着她將用更激烈的民族主義「表演」，來掩蓋其政策無力應對新時代經濟挑戰的蒼白。高市早苗繼承「安倍經濟學」，但那套推行了13年的「三支箭」政策，早已被證明是強弩之末：日本內閣府統計顯示，近十年GDP年增率多在1%上下浮動，遠低於美歐主要經濟體；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已達GDP兩倍以上，是全球最嚴重的主權負債國。不難預見，面對日圓貶值和通脹壓力，如果高市堅持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與貨幣寬鬆，而無法引入結構調整與市場改革，那麼日本將會繼續深陷低成長、低通膨、低信心的三重困境。

更重要的是，日本經濟不僅是宏觀政策失靈，而是多重結構性問題疊加的潰敗。但高市早苗只是高舉民族主義旗幟，而沒有展現改革意志，等於是在失敗路徑上繼續前行：對於少子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她反對女性主導職場、限制移民政策，並不利於改善人口結構；對於製造業外移和產業空心化，她只在口頭承諾支持創新，但未提出具體制度改革方案；對於新能源、半導體、電動車、人工智慧等新產業競爭，她曾宣示要讓日本領跑「固態電池革命」，卻忽略了日本的競爭空間已被持續壓縮的現實，沒能提出更加有力的產業戰略。不少分析指出，她或會重蹈安倍第二任期初期「政治高調，經濟無為」的覆轍。

那麼，那場精心編排的「歌舞伎」，究竟是演給誰看的？就在高市早苗勝選自民黨總裁當天，石破茂意味深長地說：「希望高市早苗不會將日本帶入歧途。」可悲的是，正是他的無能軟弱，為高市鋪了青雲大道。如是觀之，高市的上台，不僅反映日本走不出舊時代的困局，更是世界的一面鏡子：一個現代國家，當政治失去革新能力、經濟結構陷入僵化，而精英階層卻只能利用煽動民族主義來維持既得利益格局，將會陷入何等危險的境地。這不僅是日本的悲劇，更是對所有珍視和平與穩定發展的國家，一次沉重而嚴肅的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