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對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心急如焚，繼特首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多個拆牆鬆綁措施後，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舉行期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率領六名局長遠赴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取經。各界都在觀望，港府取了什麼經？

財爺取經前提
是否掌握瓶頸

陳茂波回港後以《一張藍圖繪到底　篤行實幹譜新篇》為題發表網誌，總結五大值得北都深入研究的雄安經驗：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拆牆鬆綁，加快發展速度、釋放潛力；為靈活制定及運用政策，深度綁定目標產業、匯聚全球人才；運用科技及數字化手段，提升規劃與管理效能，令公共服務更優質高效；加強縱深規劃與協調，推動大灣區城市群聯動發展；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以及「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深化與京津冀地區在產業、創科、教育等領域的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聯動共贏。

這五大方向，符合港府的一般說法和慣常思路，惟北都發展所需要的，卻是「非一般」的思維。北部都會區佔地約三萬公頃，相當於香港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但目前在造地開發、產業規劃、基礎建設等方面都面對不少阻力，例如土地供應並不充足，公共財政資源也不寬裕，發展商家反應亦不熱烈，普羅大眾對其更是不太關心。《2025年施政報告》就此提出多項措施，包括以「分階段開發」與「靈活批地」壓縮發展時間、推出「交地抵價」與「按實補價」增加開發誘因、透過「雙信封制」強調確保土地使用符合產業導向。

從提升決策層次到簡化流程，從訂立專屬法例到加快基建，從設計營運模式到創新融資，處處可見特首李家超對於發展北都的努力和決心。然而，北都仍然面對相當複雜的土地徵收困難、多重法律約束、多元利益博弈。在此背景之下縱觀陳茂波雄安之行的總結，實在難免令人擔心，司長能否不負特首所望，透徹理解北都瓶頸，再精準借鑑雄安經驗破局？

雄安新區大計
顛覆傳統發展

雄安新區的建設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不但用以解決北京面臨的「大城市病」，更是服務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國家戰略。從規劃之初，便被賦予探索中國城市化3.0範本的歷史任務，需要向內向外示範一種在國家意志主導之下，從零開始實現生態文明、經濟效率與社會均衡發展的全新路徑。

「把每一寸土地都規劃得清清楚楚後再開工建設」是雄安成功開發的原因之一，包括把藍綠空間佔比穩定在70%、把遠景開發強度控制在30%——這不僅是「生態指標」的要求，更是「經濟模式」的選擇，完全顛覆傳統中國城市發展路向，即不會不斷出讓土地以增加短期財政，而是需要依靠產業創新、運營效率和高端服務等去獲取長期收益。因此，雄安規劃明令「禁止大規模房地產開發」、「不搞大規模土地批租」，而是積極探索「租賃」、「租讓結合」、「混合空間出讓」、「作價出資入股」等創新開發模式。

除此之外，雄安透過成立「中國雄安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市場化平台，嘗試解決建設政府項目和片區開發項目的資金問題。該集團作為「投資、融資、開發、建設、經營」的綜合性平台，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化方式運作；資金來源包括政府出資、企業自籌、以及國家層面的發行上市、併購重組和發行債券等政策支持；建成後則通過「物業出租、住宅銷售、酒店運營、商業自持或銷售」等方式實現資金回流和長期盈利。

北都破局關鍵
行使主導權力

反觀香港的北部都會區，雄安模式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發呢？我們應該完全照抄某種開發方案，還是掌握治理思路和創新精神？答案顯然是後者，因為雄安和北都存在一定的制度性差異，雄安新區是在一張「白紙」上，以「全能政府」或「中央統籌」模式推動的高效實驗；而北都則是在一個高度成熟、制度複雜環境中，以「積極政府」模式進行的艱難探索。雄安對香港的「參考價值」絕非簡單複製其成果，而在於深入解構克服系統摩擦力的機制，並探討如何將這些機制在香港獨特的制度框架下進行「轉化」和「應用」。

面對規劃方案的躊躇不前，港府能否展現高層統籌和強力執行？土地供應的持續不足，港府能否進行一場「農地農價」的土地改革，徹底改變當局無法有效管理土地資源的現實？面對發展商家的繼續冷待，港府能否學習雄安有效行使「土地主導權」，即在明確「房住不炒」的目標之下靈活採用多元開發模式，既鼓勵釋放土地參與建設，又不至於喪失目標本末倒置？面對公共財政的不太寬裕，港府能否參考雄安集團的經驗，透過政府信用並以市場手段獲取更多「耐心資本」，從而實現「以市場反哺基建」的良性循環？

至於「產業發展」——北都關鍵命題，雄安透過政策指令要求頂尖大學和央企總部率先潛入其中，希望藉此建立發展的「基本盤」，而港府目前也有鼓勵知名大學和企業進駐北都的舉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局的產業政策核心在於高度依賴以土地和稅務優惠為核心的「政策優惠包」來吸引單一企業落戶——這是一種交易性、被動式的招商引資模式和「助攻」心態，長遠恐怕未能成功構建能夠自我滋養、持續創新的完整產業生態系統。

香港過往不習慣推行「產業政策」，但李家超上任之後一改前朝作風，推動港府建立「產業思維」。北都正是以「『產業帶動，基建先行』為主軸，在『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布局下，將發展為『國際創科新城』，集優質生活、產業發展和文化休閒於一體」，並以此為目標劃分成為高端專業服務和物流樞紐、創新科技地帶 、口岸商貿及產業區，以及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等四大區域。可是，發展商向來只擅長賣樓收租，參建意願也是基於商業考量與盈利模式，未必符合北都規劃重點及公眾利益。參考深圳、杭州等地成功的高科技產業區經驗，多從「政策扶持+集中資源+引導投資」起步，繼而建立起完整生態鏈，這不能依賴民間自發，必須政府主導、規劃、推動。倘若要取經，不在其他，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