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促進積極「一國兩制」的交流互動

上星期五（7月16日），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與展望」專題研討會，開幕式邀得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作重要講話。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之一的劉兆佳於活動後面見傳媒，並且引述夏寶龍發言稱不能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透過選舉進入管治架構，又指未來的治港者需要勇於與反中亂港及外部勢力展開鬥爭。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2013年12月成立，其自我定位是一個「由從事港澳研究的機構、學者及有關人士自願結成的全國性、學術性、非營利性社會組織」。該會現時有33家機構會員及699名個人會員，會長為前港澳辦副主任徐澤，副會長則有11位，當中包括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等人。

中央對港取態益重經濟民生

回到夏寶龍今次的講話，他罕有地述及了「劏房」、「籠屋」一類具體的香港社會經濟問題，並且將「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列為對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復興歷史進程中「大有可為」的四個「期紛」之首，這樣看來，在中央對香港問題的取態裏，解決民生事務的重要性應該較高才對。

反觀政治鬥爭其實僅屬於五個「善於」的一環，而這五個「善於」又只是「大有可為」條件的部分內容。夏寶龍固然曾說過「香港大有可為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一方面要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外……另一方面要確保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但它們明顯都是通往前述四個「期紛」的途徑而已，不宜捨本逐末強調手段、忽略目標。

推進中央方針亟須全面公開

全國港澳研究會章程提及它的宗旨之一為「推進對中央有關港澳方針政策的廣泛指導……為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獻計出力」。況且研究會儘管自稱角色為民間智庫，但其發起單位卻是國務院港澳辦轄下的港澳研究所，兩者甚至還共用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南街的門牌號碼，所以它無疑含有一定官方色彩和責任。

奇怪的是，會內不少成員上周五後向傳媒轉述夏寶龍的講話重點時，都是刻意強調國安法與政治鬥爭相關內容。這種處理雖然不算扭曲原意，但對整體社會來說仍然可能產生不良影響，讓市民誤解中央有關香港方針政策的重點所在，加上今次活動採取閉門形式進行，沒有開放傳媒公眾直接聽取中央官員講話，更容易令上述問題惡化。隨着香港走進「一國兩制2.0」年代，陸港互動必將更為積極，這些跟「一國兩制」發展、中央治港方針有關的探討當然需要更對社會公開以促進交流。

與此同時，全國港澳研究會無疑聚集了對港澳問題有深刻研究的機構和學者，但這卻不代表會內人士發表意見都能夠代表理解或接近中央看法。以劉兆佳本人為例，他於月初就提到去年兩會增加國安法議程前未諮詢過研究會意見，又表示自己對中央立法一事的決心和力度感到「驚訝」，變相承認自己早前看法出錯。而整個研究會的成員又來自不同背景，對官員說法往往有更多迥異角度的引述和解釋。

學者貴在不因熱潮沖昏頭腦

2015年劉兆佳於研究會主辦《港澳研究》的期刊發表論文分析香港政改爭議，當時他曾寫到：「香港的內部政治議題越來越會是那些與經濟增長、管治方法、社會發展和民生福利相關的實際問題……香港各方面假如能夠集中精神、凝聚心智去解決那些問題，對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肯定有利，更有助於高舉繁榮大纛的愛國愛港力量的聚合和壯大。」

到去年初，他又撰寫〈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問題〉一文，直言維持、延續、落實「一國兩制」有賴於解決深層次社會經濟矛盾。比起他日前的各種觀察，劉兆佳過去的分析方向好像還較顯得冷靜、到位。其實近幾個月受到國安法執法及其他社會事件影響，部分人士轉向鼓吹傾軋鬥爭，學者在這時候才更應該冷靜思考，注意別被一時熱潮左右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