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在「一國兩制」下悼念領導人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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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上星期三(11月30日)逝世,終年96歲。 追悼大會星期二(12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讚揚江澤民「把畢生心血和精力都獻給了中國人民」,致力於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香港、澳門順利回歸」。

在香港,特區政府安排了香港電台、政府總部、十八區民政事務處直播追悼大會,政府員工同時默哀三分鐘,全港所有政府機構的國旗及區旗下半旗誌哀,官員不出席任何公共娛樂活動。

自江澤民上周三逝世起,至今周二追悼大會止,北京天安門等地方、香港澳門的中聯辦、中國駐外使領館皆下半旗誌哀,港澳中聯辦、中國駐外使領館亦設靈堂供各界弔唁。

2001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抵達香港,出席「財富全球論壇二○○一」會議,在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陪同下向歡迎隊伍和傳媒揮手。(政府新聞處)

自己的國家主席 自己的特區政府

憑弔本國領導人要在「自己的地方」,是常識更是倫理。出於對國家領導人的尊重,全國哀悼是國葬應有的規格,駐外使領館開放憑弔也是常見做法。就像英女王早前逝世,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亦開放給公眾悼念,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便代表香港政府前往簽弔唁冊。

對香港來說,英女王如今是外國元首,如果她在九七前逝世,估計港英政府會在政府總部或香港大會堂設置弔唁場地。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當時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下半旗致哀,設靈堂供各界人士弔唁,候任特首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介等人前往致哀。

然而,彼時香港還在接受英國的殖民管治,如今香港已經回歸廿五年,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香港追悼江澤民,就是在自己的地方憑弔自己國家的領導人,跟國家在駐外使領館設靈堂的性質截然不同。香港不是外國,而是中國的一部份,江澤民不是別人的國家主席,而是香港特區的國家主席。

中聯辦在辦公樓內為已故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設靈堂,特首李家超12月1日前往弔唁。(政府新聞處)

中聯辦是國務院派出機構,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他們設靈堂供各界弔唁已故領導人無可厚非,但中聯辦畢竟不是使領館,中聯辦的辦公樓也不是舉行莊嚴悼念儀式的最佳場所,要為前國家主席設靈堂,理應選擇更適合的場地。特區政府責無旁貸,應該主動承擔這項任務,不管是在政府總部的地方或是香港大會堂。

也許有人會說,內地地方政府也不設靈堂供各界弔唁。這恰恰反映了香港與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特殊之處。特區應該有特區的一套倫理和秩序。江澤民逝世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在「一國兩制」下送別國家領導人,更不用說特區乃在他主持之下成立。能否恰如其份地作出安排,考驗着香港如何既在「一國」之下,又有「兩制」之別。

簡而言之,香港應該如何憑弔已故國家領導人,是關乎倫理甚至是法理的問題。

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大樓地下肅立,全程參與北京的江澤民追悼大會。(夏家朗攝)

不是外地亦非內地 去殖化的變與不變

日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香港要「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憲法意識才能在香港真正深入民心」。去殖化的意思,正正是要正確認識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是中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這個事實。如果香港政府積極辦理弔唁儀式,在政府總部或者中環大會堂舉行,那其實是香港人一次的國情教育,也讓更多學生對作為中國的香港有更直接感受。

所謂去殖化,其實就是正確處理香港的變與不變。香港回歸,以往有人說只是政治上換一面旗子。這個說法簡單而鮮明地突出了回歸的不變,就好像香港在九七後繼續以英文為官方語文之一,仍然奉行普通法而非社會主義法。但換一面旗子的實際意思,又絕不只是換一面旗子那麼簡單。當香港用上中國國旗國徽,政府部門更名前綴,它其實象徵着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這是香港回歸最大的變,一個根本的質變。

所以,除了社會,香港政府以及中聯辦對於去殖化也是責無旁貸,應該全面檢討過去的做法、制度和安排,在「兩制」範圍之內的予以保留,讓香港的特色,甚至是香港曾經受過英國管治的底色,保持不變;在「一國」層面的予以改變,正確反映香港的憲政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權。

「一國兩制」給予了香港不變的空間,能夠維持我們各方面的特色,但它始終有着「一國」的前提,有着質變的性質。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而是由中國香港人當家作主的城市。香港特區不是外地但又不是內地,中央政府既在這裏派出機構,但特區政府才是直接在國家主權之下管治香港的主體。這個質變無先例可循,沒有外地制度可搬,必須由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探索和發展,找出最適當、最恰如其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