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美國「國王」特朗普登基　盡顯行政極權與憲政潰敗

來稿作者：劉暢

2025年6月14日，鹽湖城「No Kings」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示威現場的槍聲，不僅撕裂了和平集會的表像，更暴露了美國憲政秩序的深層危機。當特朗普以「憲法第二條無限權力」為名，系統性地將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收歸己有，當聯邦與州權的博弈演變為「國王總統」對民主制度的碾壓，美國正站在建國以來最危險的十字路口。

行政令治國：繞過國會的權力暴走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日均簽署1.5項行政令的速度，將「行政令治國」推向極致。他上任首日便簽署40項行政令，創下歷史紀錄，內容涵蓋退出《巴黎協定》、廢除出生公民權、宣佈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等。截至2025年5月，其任期內累計簽署157項行政令，遠超前總統羅斯福在1933年創下的99項百日紀錄。這些行政令不僅數量驚人，更突破憲法邊界：通過「解放日關稅」侵奪國會的貿易立法權，以「反恐」名義限制哈佛大學等高校的國際學生招生，甚至直接干預私營企業的運營。這些舉措不僅引發了廣泛的法律爭議，也嚴重削弱了國會的立法權。

這種「行政主導」模式並非偶然。從格羅弗・克利夫蘭否決國會400項法案，到小羅斯福借大蕭條擴張行政權，美國行政權的膨脹由來已久。但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以「法律形式主義」為理論武器，宣稱總統在行政事務上擁有「排他性權力」。最高法院在 2015年齊沃托夫斯基案中裁定總統對外交承認擁有「絕對權力」，2024年美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在「公職行為」上享有「總統豁免權」，客觀上為行政權擴張鋪平道路。如今，特朗普的行政令已不再是政策工具，而是「帝王權杖」，將國會的立法權徹底邊緣化。

司法失效：從制衡到附庸的蛻變

面對特朗普的權力暴走，司法系統的制衡機制卻正迅速瓦解。聯邦法院雖發起211起訴訟，叫停超100項違憲行政令，但特朗普公開藐視司法裁決，稱法官為「壞法官」，甚至指示FBI（聯邦調查局）逮捕威斯康辛州法官，指控其「協助移民逃避審查」。最高法院雖在理論上擁有最終裁決權，但六名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中，已有四位明確支持「單一行政」理論，認為總統對行政部門的控制不受司法干預。

特朗普通過「忠誠審查」清洗司法機構，解僱獨立檢察官，任命親信掌控聯邦法院，並公開藐視司法裁決。當聯邦法院叫停其移民政策時，他宣稱「最高法院無權阻止我驅逐罪犯」，並指示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繼續執法。諷刺的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數雖曾裁定「總統豁免權」，但其裁決反而被逆向利用為「排他性行政權」的法理依據。法律學者莎萊夫·羅伊斯曼警告：「法律形式主義正為總統獨裁鋪路。」更危險的是，司法系統自身的獨立性正在崩塌。特朗普政府通過《聯邦法官改革法案》，試圖削弱法院強制執行判決的權力，甚至在預算案中夾帶條款，取消對「庇護城市」的司法撥款。當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被迫公開譴責特朗普「破壞法治」，當大法官索托馬約爾警告「政府不遵法院命令將導致憲政崩潰」，司法系統已從「三權分立」的守護者淪為政治博弈的犧牲品。

制度潰敗：三權分立為何失效？​​

美國開國元勛麥迪森設想的「野心制衡」，前提是官員優先捍衛機構權力，但如今共和黨議員將黨派忠誠置於憲法責任之上。國會沉默縱容特朗普擴權，甚至預演算法案中夾藏條款削弱法院執行權；最高法院6名保守派大法官中，5人由特朗普任命，其裁決日益傾向「單一行政」理論，變相擴大總統特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羅·皮爾森指出：「黨爭已使制衡機制癱瘓，特朗普的對手不是國會或法院，而是整個潰敗的體系。」

聯邦制同樣崩塌。特朗普以聯邦武力壓制藍州反抗，未經加州州長紐森同意直接調兵鎮壓抗議，侵犯州主權。此舉動搖聯邦制根基，創1965年以來最惡劣先例。紐森怒斥「有種來抓我」，並威脅斷供830億美元聯邦稅，但聯邦法院的臨時禁制令遲滯無力，凸顯制度反應的滯後與失效。

當鹽湖城的槍聲回蕩在美利堅上空，當特朗普的「國王加冕」閱兵儀式在華盛頓舉行，美國正經歷着一場沒有硝煙的政變。三權分立的崩潰、聯邦制的瓦解、司法獨立的淪喪，這一切都在警示：美國的民主制度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當「野心對抗野心」的機制失效，當「三權分立」淪為「三權附庸」，美國人民需要決定，是否重新喚醒建國先賢的精神，用選票、抗議和法律，捍衛民主的火種。否則，那個「不自由，毋寧死」的誓言，終將成為自由燈塔熄滅前的最後呐喊。

本文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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