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亞洲政壇見證了女性領導人的崛起，從台灣蔡英文、香港林鄭月娥、南韓朴槿惠、泰國佩通坦，到最新當選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她們的出現，彷彿為打破政壇「玻璃天花板」帶來了一線曙光。然而，細察她們的政治軌跡，不難發現一個悖論：這些女性經過了比常人更為艱辛的能力證明，才得以掌握權力，但她們上台後所面對的性別政治困境，卻往往更為嚴苛。

公眾對女性執政者的期待，首先要求其展現鐵腕作風，但又不期然夾雜着對「母性行為」與「同理心」的傳統想像。即使受到不可抵抗的外圍影響，每當她們的執政風格不符合公眾預期時，社會往往缺乏包容，最終甚至歸因於其性別而口誅筆伐。

突破「玻璃天花板」不等於體現性別公平

「父權」想像不只限於亞洲。因着歷史發展，宗教、科技、經濟、社會要職長期為男性主導，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要突破這層「玻璃天花板」，女性從政者需要克服「制度性」與「文化性」的雙重障礙。英國人接受「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成為第一位女性首相之前，那張椅子已被69位紳士坐過。美國至今未有一任女總統產生，有論者認為與公眾普遍接受「啄食順序」（Pecking Order）理論相關。

在亞洲地區，首任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第14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第五任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18任韓國女總統朴槿惠、第31任泰國總理佩通坦，乃至未來可能成為北韓第四代領導人的金主愛，姑勿論她們的登頂之路在於繼承政治遺產、群眾擁立還是公職體系的長期歷練，她們的共通點都是通過適應、並成功運作於一個由男性設計和主導的政治遊戲規則，而獲得權力。

儘管形式上沒有明確障礙，但女性在晉升至高階職位時仍面臨無形的限制，這種現象被稱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這種限制在亞洲社會尤為明顯，傳統性別角色期待要求女性以家庭為重，而政治領域的運作邏輯，往往與此相悖。這些案例顯示，亞洲女性從政者必須在結構性不平等中開闢道路，其成功往往建立在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的基礎上。

亦因如此，《阿信的故事》、《大長今》所描繪的女性困境中，阿信與大長今揭示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下的壓迫，仍然靠着堅韌、勤奮和毅力奮鬥的故事，引發許多女性奮起自強的象徵。不過，當女性真的做到「阿一」之後，亞洲社會又如何看待這些女性領導人？

女性「同性同情」與「母性」的迷思

英國皇室傳記電視劇《The Crown》中，同一世代成長，見證落日餘暉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與戴卓爾夫人極不咬弦，但又惺惺相惜。在男性為主的社會運行模式下，政體要履行性別平等，提倡平權，自然會催生更多女性參與其中。但「王」只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面對具有「唯一性」的執政王座，不論是爭取王座還是對於權威的挑戰，女性執政者並不會存在對男性敵愾同仇的「姊妹情誼」，而選擇盲目「勤王護駕」。比如，2019年修例風波，有傳某位女性立法會議員以粗言怒斥林鄭，其狠勁比男性議員們猶有過之。

將所有女性視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和觀點的同質群體，本身就是一種謬誤。從政者的政治立場和執政風格，更多受到其意識形態、政治背景和國家利益的影響，而非單純由性別決定。朴槿惠任內並未特別推動性別平等議題，其政策取向與保守的男性政治家並無本質區別；林鄭月娥在處理社會矛盾時展現的強硬作風，也與部份公眾所期待的「母性」治理相去甚遠。而當她們失去權力的時候，廣受的攻擊亦往往來得較為暴烈。

社會對女性執政者的期待，矛盾點在「威權」崇拜之下，既期待比「鐵漢」更硬的「鐵娘子」的出現，以證明女性同樣可以強而有力；另一方面，又期待她們有同理心，適時要比「鐵漢柔情」更柔情。所以，當「鐵娘子」真正展現鐵腕作風時，其對立者會進行更嚴厲的批判。這正是「雙重束縛」的典型體現：當她們符合「鐵娘子」期待時，被批評缺乏溫情；當她們未能滿足「母性」治理的想像時，又被視為性別的失敗。

直舉香港一例，某女性局長在天恩邨悲劇中對於精神病母子被逼遷，終致輪番跳樓身亡後，對傳媒打出一套標準化、組裝合成式的套語——「已轉介社署跟進、已提供中轉屋選擇、已告知可暫緩遷出、是『人性化』的處理、是『情理兼備』」的。

看罷。讀者是否會因其性別，而更加覺得其回應「去人性化」，認為她更應受到嚴厲批評？這個問題本身，便揭示了我們在評價女性官員時，也自帶難以擺脫的性別濾鏡。平情而論，不論男女，在普世價值與制度之前，其實都是一個單純的人而矣。

「鐵娘子」更易被女性敲打

「如果希拉里當選，美國將迎來第一位女總統。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將迎來第一個瘋狂總統。」這個在2016年盛傳的笑話，後面還有一句，「韓國在2012年就兩者兼具了。」朴槿惠在任初期被譽為「選舉女王」，其冷靜、堅毅的形象獲得廣泛認可，然而在「親信干政」及一系列「醜聞」爆發後，公眾對她的批判卻不可避免地摻雜了性別化的語言，其女性特質成為被攻擊的其中一個重點。韓國各地都出現要求她下台或者被彈劾的壓力，有些壓力甚至來自於韓國女性，特別擔心此事或會成為日後攻擊女性不宜成為領導者的理據。

公務員生涯中「專食豬頭骨」、為特區政府拆彈累功而登頂的林鄭月娥，一直被譽為「好打得」。在處理社會事件時展現的堅定立場，也符合其稱號的角色；但她所承受的負面評價，遠超過公眾對其他時期的男性領導人如董建華的猛烈。更為弔詭的是，公眾一方面期望女性執政者能夠帶來不同於男性的治理模式，注入更多同理心與包容性；另一方面，當她們在現實政治中必須作出艱難抉擇時，又容易被批評為「背叛」了女性的本質。這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使得女性執政者往往承受着男性同僚難以理解的壓力。

這種現象體現了社會對女性領導者的「性別道德審判」——當她們順風時，成就常被視為「例外」；當她們失敗時，往往歸因於其性別本質。或者，公眾與黨友們對於范徐麗泰、周梁淑儀、羅范椒芬、李慧琼乃至葉劉淑儀，也有過這樣的想像。

高市早苗是男是女重要嗎？

中國外交界眾口皆碑的「五朵金花」——李金華、范慧娟、章啟月、姜瑜及華春瑩，其詞鋒銳利，化解有心人的惡意挑釁和刁難。她們的服務與貢獻既是一種「誰說女子不如男」的體現，但又隱含一種「女性自帶柔性色彩」的前設。然而，在於國家利益與形象，「鐵娘子」們所運用的外交辭令，其實與其他男性外交官員所使用的辭令並無兩樣。

又比如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到了1997年才有首位女性出任公立大學/大專（香港教育學院）的校長（Ruth Emilie Scott Hayhoe），第二位就是世所知名的科學家、現任科技大學校長朱葉玉如教授。然而，不論在外交官與大學校長的職務專業，原則上應與性別無關。（註: 樹仁大學鍾期榮校長是其私立所成，與公辦大學需要競逐職位情況不同。 ）

且看日本，自1980年代開始萌生女性主義思潮，但現實中的日本女性只能「意識到」男女應要平權，卻從來沒有真正體驗到獨立起來的社會變化，也未能從女權解放的思潮中得到甚麼具體得益。日本共同社民調指出，七成以上受訪者對皇位繼承穩定性存有危機感，高達九成受訪者贊成承認女性天皇。有趣的是，雖然成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對於推動女性以及性別平權議題沒大興趣。過往是安倍晉三的戰友，立場保守偏右，她有反對由女性繼任天皇、反對同性婚姻、又反對丈夫與妻子分開姓氏的往績，預計其立場與先前的自民黨政府相較轉變不大。

既然如此，高市是男是女，又有甚麼分別？

筆者認為高市出任日揆首相，也是通過適應、並成功運作於一個由男性設計和主導的政治遊戲規則，而獲得權力。之於日本女性，高市的女性角色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如果表現欠佳，可以預期助長日本社會對於「女首相」的負面看法，與朴槿惠的情況頗為相似。

社會目前仍會將女性的執政表現與領導力，以性別視角解讀，尤如置於性別的放大鏡下檢視。其實，女性執政者的領導風格，並非生而命定，其政策選擇與執政手段，更多是回應其所處政治結構的現實要求，以及其自身政治信念與計算的結果。行得對，事則成。行不通，受批評。不論男女，應該一碗水端平。

真正的性別平等，在於任人為才，不在於預留幾多百分率的席位予指定性別等形式化行為，或者要求指定性別執政者去履行某種預設的性別議題設定。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允許領導者以其真實的風格與能力，接受公眾檢驗的政治環境。這意味着，我們需要打破將「關懷」女性視為理所當然的迷思，也應拒絕將「強硬」等同於男性氣概的簡化思維。而社會終將忘記所謂「父權」、「女權」的無止境聯想與爭議。勿論是男是女，不也就是個人嗎？

我們需要一場集體的思想解放，社會才能夠以同樣複雜、多面的標準來評價每一位執政者，對領導力的性別化想像中解脫出來。要實現真正平等的政治參與，這條道路，或許比選出女性領導人本身，更為道阻且長。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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