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譚永昌

12月中旬，大埔宏福苑中央公園的經典鐵滑梯、毛毛蟲爬行架、旋轉高滑梯在毫無預警下被清拆。這些陪伴無數家庭成長的遊樂設施，在11月底那場奪走至少161條人命的五級大火中完好無缺，清拆行動自然令人不解。

據了解，因為工程需要空間讓吊臂車進出、堆放拆除的雜物，清拆是為了方便移除宏昌閣、宏泰閣、宏新閣被燒毀的外牆棚架。清拆公園確實有技術理由，但筆者的問題很簡單：在決策過程中，有沒有人問過「能否有其他方案保留公園」？有諮詢任何持份者嗎？技術考量是否可以完全壓倒社區情感？

這個清拆決定已經引起社會輿論反彈，一座災後公園的消失，反映了香港施政、規劃和決策的深刻問題——人文關懷永遠缺席。

一夜刪去共同回憶
人文關懷永遠缺席

該處設施是宏福苑許多街坊的共同記憶。經典的鐵皮滑梯、旋轉高滑梯、不鏽鋼毛毛蟲爬行架，不僅曾被電影取景，亦是現代屋苑少見的設計。對很多街坊而言，除了一件件官僚眼中的冰冷設施，是孩子成長的見證、鄰里閒聊的場所，社區認同的載體，在許多街坊的日常中佔一席位。

歷史學家Pierre Nora提出「記憶所繫之處」概念，指出某些空間、物件或儀式，經由人類或時間轉變，會成為一個社群的象徵性遺產。當一個空間承載了社群的共同記憶，它就不再只是物理空間，而是社群身份認同的錨點。當這個空間被清除，記憶也被連根拔起，清除物理空間，同時是清除了社群身份認同。

對比國際經驗，我們會發現災後記憶保存的重要性早已被認知。日本東日本大地震後，文化資產搶救被視為地區「精神重心」的重建，因為災難記憶的保存物件能撫慰災民的心靈。即使是「二戰」後85%建築被摧毀的華沙老城，波蘭人民仍即便經濟困窘，搜集戰前圖紙資料、照片、殘骸遺構，努力恢復戰前樣子的老城。

反觀香港，規劃思維似乎只看效率，不問情感價值。當一個社區的記憶場所被抹去，居民失去的不只是冰冷的設施，而是確認曾共同生活過的證明。災後重建不應只是拆舊建新，加速處理壓倒一切，「在記憶中重生」會不會是其中一個答案呢？

災民還沒走出創傷
就經歷第二次失去

截至12月中旬，災民共三千多人已入住過渡性房屋或房協單位，政府推出「守望．同行」災後支援計劃，提供為期一年的免費哀傷善別及心理輔導服務，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設立情緒支援熱線，社聯全力動員社會資源支援。

但當心理輔導一邊在進行，一個承載社區記憶的公共空間卻被一邊剷走，社會矛盾的產生不難理解。作為受影響居民的當事人，完全沒有參與公園去留的決策。因為方便施工而快速清拆，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理由，但一眾決策人士中，有那麼一刻想過，清拆對災民意味着什麼嗎？

有災後心理學研究提到，熟悉的公共空間能提供災民「日常感」和「連續性」，幫助創傷群體重建生活秩序。宏福苑中央公園本應可以成為居民災後相互支持的聚集地，或許能成為他們確認「我們還在這裏」的證明，卻被突然剷走。

這就是一種雙重「剝奪」，第一次剝奪是火災奪走家園和親人，不可抗力的災難。但第二次剝奪是清拆奪走最後的完好記憶，是可以避免的人為決策。更殘酷的是第二次剝奪，因為它發生在災民最脆弱的時刻，而且完全可以避免。這不是在幫助他們走出創傷，而是反其道而行。

災後決策更需謹慎
不能漠視人文價值

距離災情完結還有一段距離，我們需要一套思想和制度，確保往後的災後決策不只考慮工程效率，更要納入人文關懷。

不同居民的情感需求或許不同，如有人視之公園為珍貴記憶，有人只想盡快忘記創傷。正因如此，決策前的諮詢和討論更為重要，讓不同聲音都能被聽見，而非家長式、單方面決定。

無論是往後重置災民、重建社區，都有一套公共空間評估機制，由專業團隊（如規劃師、社工、心理學家、社區代表）評估哪些空間應參考、保留、改造或重建。評估標準不只是結構安全和工程需要，更包括社區記憶價值、情感連結、文化意義。當技術需要與人文價值衝突時，進行公開討論諮詢，尋找平衡方案，在過程中考慮過「人」的感受。

任何涉及社區公共空間的災後決策，必須經過至少一次公開居民大會，即使如今次事件，技術上有理由清拆，也應清楚解釋原因、聆聽意見、探討替代方案。給災民一個機會表達情感、記錄記憶，而非在毫無預警米已成炊下面對事實，這是對災民的基本尊重。

研究設立記憶保存的方案，如災前照片、口述歷史、物件等，建立記憶庫。這參考台灣「921大地震」經驗，在殘瓦中搜尋照片、成長紀錄等居民生活物件，透過博物館修護協助找回記憶。即使物理空間必須消失，記憶仍可以其他形式延續。可以想像若干年後，宏福苑的人還能在檔案中看到那座陪伴他們成長的鐵滑梯。

記憶中的重生
是真正的重建

宏福苑公園已經被剷走了，無法挽回。但這件事要成為一個提醒，災後重建不只是重建多少棟樓、拆多少棚架，更是讓倖存者相信這裏還是「家」。

如果只追求效率和成本，忽視記憶和情感，災民的心靈創傷也難以癒合。抹去一個社區的記憶場所，就是抹去「曾共同生活過」的證明。

技術需要與人文關懷不應該是零和遊戲。一個成熟的城市治理體系，應該有能力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這個平衡的起點很簡單，在做每一個決策時，問一句「這對人意味着什麼」。

當技術需要壓倒一切時，人文關懷何處安放？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對決策者最大的提醒，在所有的計算之中，先想想這決定對人意味着什麼。

作者譚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系學生，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專注城市治理、政策分析、社區空間議題。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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