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 區漢宗

回顧2025年國際風雲變局，最令人矚目的一大變化，就是中美領導人在釜山會晤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將「G2」概念推上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一場景看似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的興起遙相呼應，卻又在本質和語境上呈現出深刻差異。當「中美共治」的討論再度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熱門話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不僅是一個外交術語的復興，更是全球化進程遭遇逆流、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構壓力的集中體現。

「G2」概念的演變：從責任分擔到戰略模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哈佛大學學者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史教授Moritz Schularick共同提出「中美國」概念，描述中美經濟的高度相互依存。隨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C. Fred Bergsten在《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正式提出「G2」構想，主張建立中美兩國組成的集團來替代舊有的G8體系，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當時的「G2」構想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特別是全球金融穩定、貿易平衡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方面。其核心邏輯是「責任共擔」，期望中國在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同時，也獲得相應的國際話語權。然而，儘管「G2」概念看似抬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其本質仍是希望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不改變這一體系的基本結構和價值取向。這是一種「吸納而非平等」的策略，旨在維持西方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即便在當時，中國政府就對「G2」構想持謹慎態度。2009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表示：「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這一立場源於中國對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堅持，以及對多邊主義的承諾。

2025年「G2」：特朗普語境下的戰略模糊

2025年特朗普口中的「G2」與2008年版本有着本質區別。

如果說2008年的「G2」誕生於全球性危機下的合作需求，那麼2025年的「G2」則出現在全球化退潮、大國競爭加劇、國際規則碎片化的背景下。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科技脫鉤等一系列事件深刻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使「大國協調」的基礎變得更加薄弱。

特朗普語境中的「G2」更多是一種「非制度化政治表述」，其核心是強調元首外交和高度個人化的協調機制，而非基於規則的制度性安排。這種表述缺乏具體內容、制度設計和長遠規劃，體現了特朗普一貫的「交易型」外交風格。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G2」與其「美國優先」原則存在根本矛盾。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強調「不能允許任何國家變得過於強大」，並將「是否對美國有利」作為外交政策的唯一標準。這種邏輯下，美國不可能真正接受與另一個大國平等分享權力。所謂「G2」，更可能是策略性表述，旨在通過高層互動獲取短期利益，而非真正的戰略重構。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帶有「門羅主義特朗普推論」色彩的表述，反映出美國對「半球霸權」的偏好。理論上，這種「G2」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基於勢力範圍劃分的「霸權共用」設想，但現實中，這更像是對當前國際格局的一種描述，而非可操作的戰略設計。

中美對國際秩序的根本分歧

美國長期宣導「基於規則的秩序」，但在實踐中常常根據自身利益選擇性應用國際規則。從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到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等多邊協定，再到濫用長臂管轄和經濟制裁，美國的行為常常與其宣稱的原則相悖。這種「例外主義」傳統使美國難以成為真正公正的國際秩序維護者。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質上是「自由」與「霸權」的矛盾結合體。一方面，它通過多邊機構和國際規則促進了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它又服務於美國的霸權利益。隨着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和多極化趨勢加強，這種秩序越來越難以維持。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正是對這種困境的本能反應——當霸權成本超過收益時，美國傾向於收縮國際承諾，回歸實力政治。

中國所宣導的戰後國際秩序，具有豐富的內涵：中國強調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這「三大支柱」構成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基礎，也是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普遍共識。中國是二戰勝利國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中國所維護的，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所奠定的國際秩序，而非任何國家獨家主導的霸權秩序。這一秩序的核心原則包括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等，對曾遭受殖民侵略的中國而言具有特殊意義。

中國主張國際秩序應當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這意味着不僅要維護政治安全領域的國際規則，也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使全球化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人群。中國宣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即國際力量對比更加均衡，國際關係更加民主化。這不同於傳統的「均勢政治」，而是強調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

中美理解存在本質差異

相較之下，美國傾向於將國際秩序視為維護和延伸其國家權力的工具，而中國更強調國際秩序的公共產品屬性，主張各國共同維護、共同受益；美國秩序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源於其物質優勢和價值感召，而中國強調的秩序合法性則源於《聯合國憲章》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美國主張在既有框架內漸進改革，確保其主導地位不受挑戰；中國則呼籲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美國的多邊主義往往是「有選擇的多邊主義」，傾向于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中國則宣導真正的多邊主義，主張各國通過聯合國等普遍性國際組織平等參與全球治理。

這些根本分歧決定了所謂「中美共治」缺乏基本的價值共識和制度基礎，只能是脫離現實的幻想。中國宣導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具有特定內涵：「平等」意味着各國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主權和尊嚴都應得到尊重，都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這否定了歷史上大國主宰小國、強國欺淩弱國的霸權邏輯，也否定了以意識形態劃線、以價值觀分群的政治。

中國是雅爾達體系的受害國之一，曾飽受列強瓜分勢力範圍、損害中國主權之苦。20世紀初的「門戶開放」政策表面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實則將中國作為列強共同掠奪的對象。這種歷史記憶使中國對任何形式的「勢力範圍劃分」和「大國共治」保持高度警惕。

中國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在於集中精力實現民族復興，而非追求全球霸權。參與「G2」不僅會分散發展資源，還可能使中國陷入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對立，損害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

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如果接受「G2」，就等於背棄了這一基本原則，將自己置於國際社會的對立面。中國的外交信譽和國際形象將受到嚴重損害。同時，中國自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承擔着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責任。如果與美國形成「共治」格局，將難以履行這一責任，失去發展中國家的信任。

中國保持戰略定力

在拒絕「G2」的同時，中國提出了系統的全球治理主張：中國主張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支持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中心協調作用。反對任何國家將國內法淩駕於國際法之上，反對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臺中，中國都積極宣導平等、開放、合作的夥伴關係。全球治理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制定，而不是由少數國家壟斷。這一原則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中國宣導的國際公共產品中。中國主張安全不可分割，一國的安全不能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應該通過對話合作促進各國和本地區安全，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安全。這種安全觀超越了傳統的軍事同盟思維和零和博弈邏輯。

中國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主張通過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完善全球貿易規則，使經濟全球化更加包容、更有韌性、更可持續。中國主張不同文明平等對話、相互借鑒，反對文明優越論和文明衝突論。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徵，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對話是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

面對國際格局的深刻調整，中國展現出明顯的戰略定力：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始終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

通過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品質發展，增強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能力；儘管面臨脫鉤斷鏈壓力，中國仍然堅定不移擴大高水準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中國堅持「朋友圈」越大越好，不斷深化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拓展彼此共同利益。

截至2023年，中國已與112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形成覆蓋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在全球治理領域，中國從參與者逐漸轉變為引領者，在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數字治理等領域提出中國方案。但中國的引領是「帶動」而非「取代」，是「貢獻」而非「主導」，始終強調與各國平等協商、合作共治。

超越「G2」的中美關係前景

雖然「中美共治」不現實，但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必須找到和平共處之道： 雙方應明確關係底線，包括避免直接軍事衝突、防止核擴散、管控危機等。這需要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對話溝通機制，特別是兩軍之間的風險管控機制；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反恐、防擴散等跨國挑戰領域，中美具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間仍然存在。這些合作不要求戰略互信，只需要務實利益計算，可以作為穩定關係的「壓艙石」；中美競爭難以避免，但需要建立「護欄」，確保競爭是良性而非惡性的。這包括在經貿領域遵守國際規則，在科技領域保護智慧財產權，在外交領域尊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美關係不應被簡化為雙邊關係，而應放在多邊框架下理解和塑造：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在聯合國框架內既有合作也有分歧。雙方應維護聯合國權威，通過安理會協商解決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而不是繞開聯合國採取單邊行動；在亞太地區，中國支援東盟在區域架構中的中心地位，而美國則強化「印太戰略」下的聯盟體系。兩種理念的碰撞不可避免，但雙方都應保持地區機制的開放包容，避免分裂對抗。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等專業機構中，中美都是重要成員。在這些技術性較強的領域，雙方應基於專業精神開展合作，減少政治因素的干擾。

從長遠看，中美關係將經歷從「二元對立」到「多元共存」的轉型。

隨着歐盟、印度、東盟等行為體戰略自主性增強，中美關係不再是國際體系的唯一主軸。其他力量中心的崛起將稀釋中美對抗的強度，為兩國關係提供更大的迴旋空間。

在全球性挑戰面前，各國利益交叉重疊，難以形成固定的對立陣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歐有共同利益；在數字治理上，中美歐立場各不相同；在地緣政治上，不同地區的利益格局也差異顯著。這種複雜性打破了簡單的「中美對立、他國選邊」的敘事。

儘管面臨逆全球化壓力，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完全脫鉤既不經濟也不可能。各國企業基於市場原則的商業決策，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治上的脫鉤壓力。

「中美共治」的構想看似誘人，實則脫離現實。它既不符合國際力量對比的多極化趨勢，也不符合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時代潮流，更不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根本要求。中國拒絕這一構想，不是回避大國責任，而是堅持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可持續的全球治理方向。國際秩序正處於深刻轉型期，這一轉型的核心特徵不是權力從美國向中國的簡單轉移，而是從單極霸權向多極共治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特別是大國需要展現戰略智慧，超越零和思維，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多極化世界提供了價值指引。這一理念強調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要建立單一模式的世界，也不是要由中國主導全球事務，而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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