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李頴彰

當前國際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幕極具荒誕色彩卻又令人不寒而慄的戲碼，美國總統特朗普以一種近乎商業併購的姿態，拋出一份名為「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的章程，這不僅是對現行國際法體系的公然挑釁，更標誌着「美式霸權」已從昔日的價值觀輸出，墮落為赤裸裸的政治勒索。這份章程的文本細節與其背後的運作邏輯，揭示了一種將國際公法私有化、將外交關係契約化、將主權國家會員化的危險傾向。其本質是試圖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之外，僭建一個由單一強權主導、缺乏制衡且高度排他性的私人俱樂部，這種「地產式外交」的鬧劇背後，折射出的是華盛頓決策圈子在面對美國全球影響力衰退時的焦慮與戰略誤判，以及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資本貪婪面前的徹底崩壞。

國際公法被私有化

細讀這份被冠以「和平」之名的章程，最令人咋舌的莫過於其對權力結構的設計，完全背離現代法治與民主的基本精神，章程第三章第二條及第三條明文規定，特朗普本人將擔任「終身主席」（Inaugural Chairman），並擁有指定繼承人的絕對權力，這種設計在法律性質上更接近於中世紀的封建領主制或家族企業的繼承權，而非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組織。

在當代國際法理中，國際組織的合法性源於成員國的主權讓渡與平等協商，其行政首長的任期必須受到嚴格限制以防止權力濫用，然而該「和平委員會」卻將「主席」一職神聖化、終身化，甚至賦予其對所有附屬實體的生殺大權及對執行委員會決策的絕對否決權，這無疑是在國際政治中復辟「朕即國家」的獨裁邏輯。這種赤裸裸的權力壟斷，不僅是對美國長期以來標榜的民主制衡原則的自我否定，更是對所有受邀參與國主權尊嚴的極大冒犯，因為一旦加入該組織，成員國的地位將不再是平等的合作夥伴，而是淪為向「終身主席」效忠的附庸，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注定了該組織無法產生真正的國際公信力。

金錢外交的階級篩選

更為露骨的是該組織運作模式中的金錢至上主義，章程第二章第二條關於「永久會員」資格的條款，規定成員國若在首年繳納十億美元現金，即可豁免三年任期限制並獲得永久席位，這種「明碼實價」的入會制度，將神聖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事務徹底庸俗化為一場昂貴的金錢交易。

在傳統的國際多邊機制如聯合國中，會費的分攤是基於各國的經濟能力與支付能力原則（Capacity to Pay），體現的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旨在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權，然而「和平委員會」的十億美元門檻，本質上是外交勒索與階級篩選，它將財政困難但急需和平保障的弱小國家拒之門外，同時為富裕國家提供了一條購買政治影響力的綠色通道。這種做法將國際關係退化為「付費玩家」與「免費試用者」的區別，不僅嚴重違反了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更將導致國際正義的分配完全取決於資本的實力而非道義的準則，這無異於是在國際社會中建立了一個實行由財閥統治的「國中之國」。

架空聯安的平行機制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審視，這個所謂的「和平委員會」顯然是為了架空聯合國安理會而精心設計的平行機制，儘管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更「靈活高效」地解決衝突，但章程第一章關於其職能範圍的模糊表述，即介入「受衝突影響或威脅的地區」，實際上賦予了該組織無限擴張的長臂管轄權。

這種繞過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機制、試圖另起爐灶的做法，等同於架空了二戰後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聯合國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於其廣泛的代表性與經過數十年磨合的程序正義，儘管效率時受詬病，但它是人類文明避免重蹈世界大戰覆轍的唯一公認平台。而今特朗普試圖建立的這替代性機構，缺乏國際法的法理依據，其決策過程完全取決於主席的個人意志與少數付費會員的利益交換，這將極大增加國際衝突解決過程中的不可預測性與風險。當一個超級大國開始帶頭破壞其親手參與建立的國際規則，轉而追求一種不受約束的、私有化的霸權工具時，這標誌着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危機，世界恐將重回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

借加沙廢擴權力版圖

這場鬧劇的荒謬性還體現在其對具體地緣衝突的投機性利用上，該委員會最初是以管理加沙戰後局勢為名義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某種形式背書，但在隨後公佈的章程全文中，關於加沙的具體安排卻隻字未提，反而將觸角伸向了全球所有潛在衝突區域。

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操作手法，暴露了發起者並非真心關注巴勒斯坦人民的人道主義災難，而是將加沙的廢墟作為擴張自身權力版圖的跳板，章程中缺乏巴勒斯坦代表的席位，以及在相關小組中引入與以色列關係複雜的商業利益相關者，進一步證明了這並非一個尋求公正解決方案的政治實體，而是一個旨在瓜分戰後重建利益的商業聯合體。這種將人道主義危機轉化為商業契機的冷血邏輯，不僅無法帶來真正的和平，反而可能因為外部利益集團的介入而使地區局勢更加複雜化，將戰亂地區變成國際資本的角力場，讓當地人民在戰火之後繼續遭受經濟殖民的雙重剝削。

稱霸全球的財富收割

對比之下，當前國際社會中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安全觀與發展觀：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日趨內捲化與排他性的霸權邏輯，另一種則是新興大國所倡導的、基於共同發展與互聯互通的共贏理念。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代表了前者的極端形態，即通過製造焦慮、設立門檻、收取「保護費」來維持自身的優越地位，其本質是汲取性的，它並不創造新的價值，而是試圖通過壟斷安全供給來收割全球財富，這種模式反映了霸權衰落期的病態心理，即在無法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來獲得領導力時，轉而訴諸於脅迫與交易。

相反，真正負責任的大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往往着眼於解決衝突的根源即貧困與發展滯後問題，通過推動跨國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貿易自由化、搭建平等對話平台來消除戰爭的土壤，這種做法不設立昂貴的入場券，不要求出讓主權尊嚴，而是強調發展戰略的對接與文明的互鑑。歷史已經反覆證明，靠金錢堆砌的軍事同盟或政治會所只能維持短暫的利益捆綁，而基於共同命運與實體經濟合作的夥伴關係才能經受住時代的考驗。

粗暴直接的斂財手段

進一步剖析這種「會所式外交」的財政動機，不難發現其背後隱藏的美國國家信用危機，在美國國債規模不斷膨脹、國內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這種向盟友及其他國家直接索取巨額現金的做法，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全球徵稅。過去美國通過美元霸權與軍事存在間接獲取鑄幣稅，維持其全球帝國的運轉，如今這種隱蔽的剝削機制似乎已難以為繼，迫使其不得不撕下「自由世界領袖」的偽裝，轉而採用更為粗暴直接的斂財手段。這十億美元的「入會費」，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天文數字，甚至可能迫使其陷入新的債務陷阱，或者不得不挪用本應用於民生建設的資金來購買這張虛無縹緲的「安全保單」，這種將自身財政危機轉嫁給國際社會的做法，不僅在道德上極其卑劣，在經濟邏輯上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嚴重透支了美國剩餘的政治信譽，加速了全球南方國家尋求戰略自主與去美元化的進程。

從法律文本的嚴謹性來看，該章程也是漏洞百出且充滿了「霸王」條款，例如章程規定成員國必須在國內法律權限內支持委員會的運作，卻又模糊了委員會在成員國領土內的管轄權邊界，這種法律上的灰色地帶極易成為干涉別國內政的藉口。更為諷刺的是，儘管章程宣稱要打破舊有機構的失敗模式，但其自身架構卻比任何現存國際組織都更加缺乏透明度與問責機制，財務條款中僅提及由執行委員會授權建立控制機制，而執行委員會又完全聽命於終身主席，這意味着那數以百億計的入會資金將在一個完全不受外部審計監管的黑箱中運作，這在國際法實踐中是前所未有的。這不禁令人懷疑，這究竟是一個致力於全球和平的國際組織，還是一個打着外交旗號進行跨國洗錢與利益輸送的龐大商業騙局，其確立似乎只是為了規避各國國內法律的監管，而非為了承擔國際法主體的責任。

堅決抵制新帝國主義

這場鬧劇最終將如何收場，或許並不僅僅取決於有多少國家願意掏出那十億美元，而在於國際社會是否能夠看清這種「新帝國主義」的本質並予以堅決抵制。對於美國歐洲傳統盟友而言，加入該組織意味着對自身堅持的多邊主義價值觀的背叛，是對歐盟戰略自主的自我閹割，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更是一場關乎國家尊嚴與未來發展路徑的選擇。

如果任由這種將主權商品化、將和平私有化的風氣蔓延，那麼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以來的主權國家體系將面臨解體，國際社會將退化為一個由個別寡頭壟斷的巨型公司。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在封閉的豪華會所中通過金錢買來的，而是在開放包容的國際大家庭中，通過對話、協商與共同發展一步步構建出來的，那種試圖用金錢築起高牆、用權力壟斷真理的做法，終將被歷史的洪流所沖刷殆盡，留下的只會是霸權黃昏時分一抹荒誕而蒼涼的剪影。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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