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區漢宗

美國傳統盟國領導人相繼訪華，繼加拿大總理卡尼之後，英國首相施紀賢亦於今日（1月28日）率團訪華，期望重啟中英「黃金時代」商業高層對話。這一系列外交動向不僅標誌着中西方關係的調整，更折射出後特朗普時代全球聯盟體系的重構。

美國霸權加劇同盟裂痕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美國與其傳統盟友之間的政治裂痕不斷加深，從「對等關稅」貿易政策到格陵蘭主權爭議，一系列事件促使西方各國重新評估自身的外交定位。在這一背景下，理解英加兩國尋求加強與華關係的戰略考量，需要置於更廣闊的全球權力轉移和聯盟政治變遷框架之中。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續並深化了其「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在經濟領域，對等關稅政策不僅針對傳統競爭對手，也波及了長期盟友；在安全領域，要求北約成員國大幅增加防務開支的強硬立場引發了歐洲多國不滿；而在氣候變化、全球衛生等跨國議題上，美國的撤退姿態更是令盟友失望。這種實用主義至上的外交方針，從根本上動搖了二戰後建立的、以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為基礎的西方聯盟體系。

「格陵蘭危機」成為美歐關係轉折的關鍵節點。美國對丹麥自治領土格陵蘭表現出的戰略興趣及不當言論，不僅激怒了哥本哈根，更在整個歐洲引發了關於美國是否仍將盟友主權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深刻質疑。這一事件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特朗普的地緣政治算計中，即使是親密盟友的核心利益，也可能成為美國戰略考量的交易籌碼。

英國尋求重啟黃金時代

面對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歐盟及其成員國加速推進「戰略自主」進程。這一概念最初由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如今已成為歐洲領導人的共識。從防務合作到數字主權，從能源安全到金融獨立，歐洲正努力減少對美國的全方位依賴。英加兩國雖非歐盟成員國，但同樣面臨着如何在一個美國主導性減弱的世界中重新定位的挑戰。

中英關係曾經歷過被稱作「黃金時代」的密切合作期，特別是在卡梅倫和奧斯本執政時期，英國成為中國在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之一。然而，隨着英國國內政治變化、華為5G爭議、香港局勢以及人權問題等分歧的出現，這一關係逐漸降溫。施紀賢政府尋求重啟中英商業高層對話，反映了英國在後脫歐時代尋求多元化經濟夥伴的迫切需求。

面對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局面，英國正試圖在「美英特殊關係」與「中英合作利益」之間尋求微妙平衡。倫敦不會放棄與華盛頓的安全和情報合作，這是其全球影響力的基石；但與此同時，英國也不會忽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重要市場的事實。這種平衡外交的核心是風險分散——不將所有的戰略和經濟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

加拿大嘗試減少對美依賴

中加關係在過去幾年中因孟晚舟事件和「兩個邁克爾」案而嚴重受損。卡尼總理此次訪華，標誌着加拿大試圖走出這一外交僵局的努力。與英國類似，加拿大也面臨着在中美之間尋找平衡的挑戰，但又有其特殊性：在地理和經濟上與美國高度一體化，使其在對華政策上受到更多制約；同時，作為中等強國，加拿大更依賴多邊主義和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對於加拿大而言，減少對美貿易依賴是其長期經濟戰略。儘管美國仍是加拿大最大的交易夥伴，但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帶來的脆弱性在特朗普時期已暴露無遺。中國市場對加拿大自然資源、農產品和高教服務的需求，為其經濟多元化提供了重要機遇。特別是在清潔能源技術、可持續農業和老齡化社會解決方案等領域，中加合作潛力巨大。

特魯多政府時期強調的「進步價值觀外交」在對華關係中遭遇現實困境。卡尼政府可能採取更為務實的態度，在堅持核心原則的同時，尋求在不直接對抗的情況下推進利益。這種調整反映了加拿大外交界的一種新共識：在複雜的大國競爭中，中等強國需要更加靈活和務實的外交策略，而不是簡單的道德立場宣示。

中等強國走向多向結盟

當前國際體系正從美國單極霸權向更加多極化的結構過渡。這一轉型為中等強國提供了新的外交空間和戰略選擇。傳統上緊密依附於美國的國家，現在有機會發展更加多元化的夥伴關係網絡。這種「多向結盟」策略的核心是風險分散和機會最大化——通過同時與多個大國保持建設性關係，增強自身戰略自主性和議價能力。

全球化時代形成的深度經濟相互依賴正被重新評估，促使各國尋求「有彈性的相互依賴」——即在享受專業化分工好處的同時，避免在關鍵領域過度依賴單一國家。英加兩國加強與中國經濟聯繫的嘗試，正是這一趨勢的體現：不是要取代與美國的聯繫，而是增加選項、增強韌性。

美國與其傳統盟友之間的裂痕為中國提供了改善與西方關係的戰略機遇。通過發展與英加等國的雙邊關係，中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打破西方在對華政策上的統一陣線。這種「差異化接觸」策略的成功實施，有助於中國避免同時與整個西方世界對抗的不利局面。

既承認差異也推進合作

面對英加兩國伸出的橄欖枝，中國有機會通過務實的經濟合作鞏固這些關係。在綠色能源、數字經濟和老齡化社會解決方案等雙方共同關切的領域，存在着實質性合作空間。通過擴大市場准入、加強投資保護和完善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可以將這些外交機會轉化為持久的共同利益。

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不會因領導人的訪問而消失。中國需要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管理分歧的機制，使雙方能夠在承認差異的同時推進合作。這可能包括建立常態化的高層對話機制、深化民間交流以及在敏感問題上保持建設性溝通。關鍵在於找到既維護核心原則又保持關係靈活性的平衡點。

中國應謹慎避免給外界留下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印象。相反，中國可以強調其支持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立場，將自己定位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和改革者，而非挑戰者。這種姿態更可能獲得中等強國的認同，因為他們普遍對任何單一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持保留態度。

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平衡

儘管面臨當前的政治摩擦，美英特殊關係的基礎依然堅固。共同的語言、相似的法律傳統、深入的社會文化交流以及密集的民間聯繫構成了兩國關係的深厚社會基礎。在安全情報領域，五眼聯盟的機制化合作更是難以替代。這些結構性因素決定了美英關係可能會經歷波動，但不會發生根本性斷裂。

在地緣戰略層面，美國與英國在歐洲安全、中東局勢、印太秩序等關鍵問題上依然享有廣泛共同利益。儘管在具體策略上可能存在分歧，但雙方對維護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基本承諾是一致的。這種戰略利益的重疊確保了即使在領導人個人關係緊張時期，兩國官僚機構和軍事體系仍能保持密切合作。

無論是英國還是加拿大，其國內政治都限制了它們過度偏離美國軌道的可能性。親美情緒、跨大西洋利益集團以及安全上的現實依賴，都使得任何試圖大幅調整對美政策的領導人面臨巨大的國內阻力。因此，這些國家加強與華關係的努力，更可能是在維持與美國核心聯盟的同時尋求增量調整，而非根本性轉向。

雙重對沖成為理性選擇

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對沖」策略正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選擇。這種策略既包括通過加強與華合作來對沖美國政策風險，也包括通過維持與美聯盟來防範對華過度依賴的風險。英加兩國的對華政策調整，本質上是一種精密的雙重對沖：既對沖美國不可靠的風險，也對衝中國經濟影響力的風險。

面對西方國家的務實接觸，中國應繼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同時，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優化營商環境，以實際行動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開放度的關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成功實施和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努力，都是向正確方向邁出的步伐。

除了政府間互動，中國應大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議會、智庫、媒體和民間組織的交流。這些「第二軌道」外交可以增進相互理解，建立社會層面的互信，為官方關係提供緩衝和支撐。特別是在價值觀分歧較大的領域，非官方交流往往能起到政府難以發揮的作用。

將現「競爭性共存」新常態

英加領導人相繼訪華的外交動向，標誌着國際體系正在經歷深刻的轉型。這一轉型的核心特徵是美國傳統盟友體系的部分鬆動和重組，中等強國戰略自主性的增強，以及大國競爭背景下合作網路的多元化發展。這種變化不意味着簡單地從「親美」轉向「親華」，而是反映了各國在一個更加多極化和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求風險分散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對於中國而言，這既是改善外部環境的機遇，也提出了新的外交挑戰。成功的關鍵在於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通過擴大開放和深化合作構建更加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同時，需要發展出更加精細和成熟的外交藝術，在捍衛核心利益與保持關係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在推進務實合作與管理價值觀分歧之間建立有效機制。

目前國際關係可能呈現出一種「競爭性共存」的新常態：大國之間既有戰略競爭也有必要合作，中等強國在多重夥伴關係中尋求平衡，全球化在調整中繼續發展。在這種複雜格局中，各國領導人的智慧和遠見將決定其國家是成為新秩序的受益者還是犧牲品。而那些能夠超越意識形態成見、理性權衡國家利益、靈活適應變化環境的決策者，更有可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為本國人民創造繁榮與安全。

作者區漢宗是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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