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楊華勇

當談及「絲綢之路」時，許多人腦海中浮現的是一條駝鈴聲聲的沙漠商道，或是近代中國被迫開放後的被動反應。然而，溫州港的歷史卻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敘事——中國文明的海洋基因，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深遠和主動。

宋元溫州——被低估的海洋門戶

溫州港的故事始於千年前。在宋元時期，這座東海之濱的港口已然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其天然良港條件與背後廣闊的產業腹地相結合，形成了強大的經濟驅動力。龍泉青瓷的溫潤光澤、溫州漆器的精湛工藝、江南絲綢的柔滑質地，從溫州港啟航，穿越南海，抵達東南亞諸島，穿越麻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最遠抵達非洲東岸。

但這遠不止是一條貿易航線。這條航線上，佛教僧侶搭乘商船東渡傳法，中國的指南針與阿拉伯航海技術相互借鑒，各國商人在港口集市中用混合語言達成交易。溫州的朔門古港遺址中出土的豐富文物——來自不同文明的陶瓷碎片、各國錢幣、宗教器物——見證了一個多元文明交融的時代。這種跨文明交流的常態化，揭示了中國歷史中長期被低估的海洋維度。

海洋基因——中國文明的另一面

長期以來，中原中心的史觀將中國描繪為一個內向的、以農耕文明為主的「陸地帝國」。然而，從溫州到泉州，從廣州到寧波，中國沿海地區的歷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這些港口城市不僅是貨物集散地，更是文明交匯的熔爐。

海上絲綢之路不應被簡化為一條線性的貿易路線，而應理解為一個多層次的文明互動網路。在這個網路中，經濟交換、技術傳播、宗教流動與文化融合交織成一幅複雜圖景。中國的對外聯繫並非歷史的例外，而是其文明發展的重要脈絡。這種海洋基因，在唐宋時期的「市舶司」制度、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中都有體現，展現了中國文明面對海洋時的開放姿態。

「一帶一路」不只是政治工具

今天，「一帶一路」倡議常被解讀為地緣政治工具或單純的經濟戰略。然而，從文明互動的角度觀察，這種歷史敘事的重構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民心相通」作為五大合作重點之一，雖最難量化，卻構成了整個合作框架的社會心理基礎。

歷史在這裏發揮着獨特功能。當絲綢、瓷器與航海故事被重新講述時，它們不僅是文化象徵，更成為一種「情感基礎設施」。這種共用的歷史記憶降低了跨文化合作的認知門檻，為當代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心理預期與信任儲備。如果基礎設施是硬體，貿易協定是軟體，那麼基於共同歷史敘事的文化認同，則是整個系統得以順暢運行的作業系統。

近年來的絲綢之路跨境申遺合作，正體現了這種歷史資源的當代轉化。多國聯合申報文化遺產，不僅保護了物質遺存，更創造了制度化的合作平台。這些文化遺產走廊與經濟走廊在地理上的高度重合並非偶然。通過遺產保護、聯合考古、旅遊開發與學術交流，各國建立了跨部門、跨領域的協作機制，這種「文化外交」實際上為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合作鋪設了社會信任的基礎網路。

海上絲綢之路重構海洋空間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提出，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具有特殊的敘事意義。歷史上，鄭和七下西洋展現的和平貿易與文明交流形象，為當代海洋合作提供了有別于傳統海權競爭的敘事資源。在全球化時代，全球貿易約90%依賴海運，關鍵海上通道的安全與暢通關乎各國共同利益。

海上絲綢之路框架強調的「互聯互通」，實質上是對海洋空間理解的一種重構：海洋不再僅僅是權力競逐的戰略疆域，更是各國共用的合作空間。當港口建設、物流樞紐與航運網路在印度洋、南海與非洲東岸展開時，若配套以人文交流、教育合作與旅遊發展，這些「硬體」便獲得了「軟體」支援，形成了可持續的合作生態。

在南海等敏感海域，將海洋從「衝突前沿」重新定義為「合作前沿」，有助於降低緊張、建立信任。港口合作、聯合搜救、海洋科研等低政治領域的合作，可為更高層次的對話積累互信資本。這種海洋敘事的轉向，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歷史可成為品牌出海敘事

在宏大的國家戰略框架下，像溫州這樣的歷史港口城市面臨着獨特的機遇與挑戰。溫州民營經濟佔GDP比重超過80%，擁有深厚的商業傳統與全球溫商網路，這是其參與新海絲建設的獨特優勢。然而，從傳統代工製造向品牌創造、從低成本競爭向創新驅動轉型，需要全方位的升級。

這裏，歷史資源可以轉化為當代發展資本。朔門古港所承載的海絲記憶，可成為溫州品牌出海的敘事資源。一個融合了千年航海傳統與現代設計的溫州品牌，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獨特的文化辨識度。這種「文化賦能」的產業升級，正是「貿易暢通」與「民心相通」的結合點。

更重要的是，溫州的全球商人網路本身就是一條「民間絲路」。超過200萬溫州僑胞分佈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獨特的商業網絡與資訊管道。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若能使這種民間網路與官方合作機制有效對接，將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合作模式，增強合作的韌性與可持續性。

香港與溫州的互補共生

香港與溫州，兩座氣質迥異卻底層邏輯相通的港口城市，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框架下呈現出有趣的互補性。兩者皆以港口立城、以貿易興市、以開放為本能，卻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香港的優勢在於其成熟的國際化制度、金融體系與專業服務能力；溫州的優勢則在於其充滿韌性的製造業基礎、草根創新精神與全球商業網絡。這種差異性恰恰構成了合作的基礎：香港可為溫州企業提供跨境融資、國際法律、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專業服務；溫州則可成為香港金融與專業服務的實體經濟支點。

這種「金融+製造」、「制度+產能」的組合，不僅服務於兩地經濟發展，更可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微觀實踐。在香港的國際化平台與溫州的產業實體之間建立高效通道，實際上是將國內國際雙循環連接起來的具體機制。

文明的活力來自交流互鑒

在全球地緣政治緊張、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強調互聯互通、文明對話與共用發展的理念本身就具有穩定意義。它提供了一種不同於零和博弈的國際關係範式，一種基於共同歷史記憶與未來期待的合作邏輯。

當世界面臨碎片化風險時，重溫絲路歷史提醒我們：文明的真正活力始終來自交流互鑒，而非孤立自守。絲綢之路的歷史價值不在於它是一條完美的和平之路——歷史上它也充滿競爭與衝突——而在於它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不同文明之間能夠建立複雜而持久的互動模式，這種互動在整體上促進了各參與方的發展與繁榮。

在這個意義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一系列合作項目的總和，更是一種文明態度的當代表達：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尋求連接，在保持特色的基礎上創造共通，在尊重歷史的過程中開拓未來。這或許就是溫州這座千年古港帶給我們最深的一課——在變動的世界中，那些最持久的連接，往往建立在最深厚的理解之上。

從溫州港的潮起潮落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的歷史變遷，更是中國文明海洋基因的覺醒與復甦。這種基因的復甦，不是為了重複歷史，而是為了在千年迴響中找到面向未來的智慧——在一個日益分裂的世界中，重建連接的能力，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文明品質。

作者楊華勇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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