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譚永昌

聽聞有位香港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投了200份履歷，換來兩個面試。他不是讀錯科，他記得入學當年大家都說香港大學商科是「神科」，他也不是成績差，有個二級甲等榮譽；他更不是懶，每年暑假都頂着西裝的拘束，在港島東奔西走面試。

本地畢業生面對不對等的求職競賽

這件事本來可以是個人故事，但當你看見數字，就知道這不是一個人的事。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的統計，適合大學畢業生的香港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約8萬個，跌至2025年約3.1萬個，三年內消失了接近5萬個，跌幅超過六成。行政初階職位跌了九成，資訊科技相關職位跌了八成，幾乎清零。與此同時，非本地畢業生來港就業申請人數已增至每年2.5萬人，超過本地八大院校每年約2萬名本科畢業生的總數。

本地畢業生在求職路上，面對的已經是一場不對等的競賽。就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段時間，筆者看見母校中文大學宣佈成立香港首個全棧式（全端）具身AI實驗室，一次過與24間企業簽訂五年合作協議。特首說香港是具身智能的理想試驗場，官員在台上談論創科願景，鏡頭前一片欣欣向榮。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在香港，卻像活在兩個互不相識的時空。

試驗場還是代工廠？

先說「具身AI」是什麼。過去幾年我們習慣了螢幕上的AI，它替你寫報告、做分析、生成圖片。具身AI是把這個智能裝進一副身體，讓它感知、決策、行動於物理世界。這確實是AI發展史上的範式轉移，而香港的港鐵放工人流、公立醫院走廊、舊式唐樓的複雜環境，客觀上是全球少有的壓力測試場景，「試驗場」這個說法並非全無道理。

問題在於，香港是一個主動設計條件的試驗場，還是一個被動承接的試驗場？

今次中大的24間合作夥伴，大部分來自內地，AGIBOT、Deep Robotics、宇樹科技，本地企業只有六間，其中一間是Lenovo旗下的資本機構。 這份名單說明的，是香港的大學正在扮演一個特定角色，以本地的法律制度、國際聯繫和英語環境，為內地創科企業的南下出海提供包裝與背書。研究在香港做，成果在別處落地，這個角色本身不一定是壞事，但如果香港從中得不到足夠的產業積累與人才留存，那就只是一個有品牌的代工廠。

香港AI生態是一個「倒三角」

香港的AI生態頂端飽滿。InnoHK資助頂端研究人才，實驗室林立，論文發表，國際排名亮麗。底部空蕩蕩。普通畢業生的工作正在消失，AI已經高效處理文書、數據輸入、基礎編程等重複性工作，企業不再需要大量初級人員。 最致命的是中游，從實驗室原型到真正商業產品之間，業界稱為「Valley of Death」的那段距離，香港幾乎沒有足夠的生態去承接。一個在中大做出來的機械人原型，要在香港找到願意投資量產的本地企業，相信很難。AI實際部署的客製化、本地環境訓練、中小企應用整合，這些中游能力嚴重缺乏。研究人才培養出來，本地能吸納具身AI工程師的企業屈指可數，最終還是要去深圳、上海找出路。

頂端的紅利，流不到底部；而底部的人，難以接住頂端的機會，香港同時面對兩件互相撕裂的事。一邊廂，我們沒有足夠的AI人才去建造和運用AI系統時，另一邊廂，AI已經在快速拆走那些原本屬於普通畢業生的工作，兩條線交叉傷害。人才供應的缺口，與就業需求的崩塌，在同一個城市相遇，卻永遠錯過對方。

政府去年宣布以五千萬元推動「全民AI培訓」，讓市民學會用ChatGPT。。相較之下，新加坡將在2025至2030年間，投入超過10億坡元（約61億港元）於國家AI研究與發展計劃，並於去年撥出1.5億坡元支持企業AI應用。深圳的算力投資，更是以百億元人民幣計。

結構失敗與個人標籤

誠然，五千萬元的培訓可以提升個人技能，但改變不了產業結構。當一個城市的AI生態本身就是「倒三角」，給所有人上一堂AI課，只是在一個漏水的容器裏加水。

曾有前輩建議我去考水喉師傅牌，那時我以為他在開玩笑。現在想起來，他可能是全場最清醒的人。藍領技術工種是真正的AI防禦工事，但香港的教育體制從來不鼓勵這條路，於是連最後的逃生門，也只剩一條縫，具身AI的下一步，正是那些水喉電工的雙手。

發布會要開，合作備忘錄當然要簽，國際創科中心，是的，香港是。但最危險的，是把結構性的失敗，包裝成個人的努力不足，然後將「躺平」、「月光族」、「啃老族」，冠上各位青年的頭上。因為，據說那個投了200履歷的畢業生，還在像那些大汗的暑假一樣，還在努力四出奔走，還在等一個錄取通知。

作者譚永昌是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系學生，關心城市、社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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