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端洪｜由治及興的邏輯

《荀子·天論》曰：「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

關於「由治及興」，不要停留在政治情緒上，更不能作有口無心之念頌。在政治層面，要看到行動；在學術層面，要講出有邏輯的和有意義的話。

一、亂、治、興釋義

由亂到治，翻譯成英文是from chaos to order。「亂」和「治」是反義詞，「亂」是失序，「治」指的是秩序。這個成語是中國古代關於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終結的一種描述。直接針對緊急狀態的格言是治亂世用重典，這道出了緊急措施的嚴酷性。現代的緊急狀態法律制度有兩個基本的制度，一是決定和宣布緊急狀態的程式制度，二是時間限制。由亂到治，包括兩個時間段，一個是制亂，即緊急狀態，一個是恢復期。緊急狀態一般不超過半年，這是一種規範，不是描述。

類比經濟的蕭條——復蘇，由亂到治，是秩序的恢復（recovery）。恢復秩序，不是簡單的回到從前，一定程度上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形式和法律秩序形式。香港由亂到治的過程涉及到強力的使用，也涉及立法，涉及到香港特區政府，也涉及到中央，最終形成一種新的道德共識和政治共識，並以立法形式——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予以理性化、制度化。

「興」作為動詞，可以翻譯為rise、raise，最基本的意思是由下往上；用於描述社會，西方人更喜歡講進步（progress），而進步的字面意思是由後往前。由治及興，即由秩序到進步。「興」字在中文裏給人一種空間感，進步則蘊含時間意識和歷史意識。兩種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興」字作為名詞，英語一般意譯為prosperity, 翻譯回中文，是繁榮的意思。由治到興，即由秩序到繁榮。人們普遍認為繁榮與經濟增長相關，而繁榮在外延上不限於經濟方面，且沒有經濟增長的繁榮也絕非不可想像。

綜合起來，在社會科學上，我選擇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社會）繁榮三個方面來理解「興」字。

二、由亂到治的法律邏輯≠由治及興的法律邏輯

香港由亂到治，沒有走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的程序，中央主導立法在法理上名正言順，但也未循常規套路。

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首次提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揭示了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應有之義。這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只知有基本法、不知有憲法，只講自治、不講一國的錯誤傾向，是一記警鐘，也為2019年之後中央出手制亂提供了理論依據。

全面管治權，官方翻譯為overall（comprehensive）jurisdiction，jurisdiction一般指的是管轄權，相對於其他主體而言。其實在公法上有一個對應的概念，拉丁文叫plena potestas，英文翻譯是plenary power，也有人譯成full power，中文字面意思是「全面的權力」（全權）。什麼時候用這個概念？

在單一制國家，中央對全國各行政區域擁有全權，和地方自治權的非主權性、非固有性、有限性、法定性、次級性、從屬性相對。一般來說，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講法治足矣。只有在地方自治出現問題的時候，才會從源頭上重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講中央全面管治權實質上是講國家理性。

在聯邦制國家，一個地區擬加入一個聯邦國家，在憲法上的地位未確定時，可以說聯邦對該地區具有全面權力；

在一國領土之內的外國人，不具有公民地位，不享有公民權利，該國對此等外國人行使全權。美國最初對印第安人也用過這個理論。

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下，公民權利受限制，政治哲學上可以講全權。

常態下，講權力就是講（憲定）憲法權力、法定權力。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應該區分統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在一國兩制之下，統治權主要歸於中央，日常治理以特區自治為主。統治服從國家理性，治理則講究治理理性。

做了這麼多闡釋，意圖是想告訴大家，中央直接訴諸全面管治權理論來處理香港問題，不是常規手段，由亂到治可以動用，但由治及興則需要依靠另外一套邏輯，那就是法定權的邏輯，重點在特區自治。統治問題，主要責任在中央；日常治理，主要責任在特區。換言之，由亂到治如果解決不了，那是中央的責任，由治及興能不能實現，主要責任歸於特區。因此，當我們把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兩個成語連在一起講的時候，背後其實有分工的。

鑒此，要注意：一是常態下不要把全面管治權當作口頭禪，要講憲制法治，尊重特區依法自治；二不要用國家理性打壓和替代治理理性，更不能用表面化獻忠誠來貶低和替換治理能力。

三、由亂到治的治理邏輯≠由治及興的治理邏輯

由亂到治和由治及興是兩種治理模式，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同。第一種模式針對的是具體個人和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是人的惡的方面。為了制止破壞行為，恢復秩序，政府站在道德高地，制定法律、發布命令、採取強制措施、實施懲罰。第二種模式針對整個社會，政府作為社會的代理人需要分析社會各階層的訴求，觀察他們的行為模式，發現他們行為模式的規律。同時，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的治理需要根據區域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的政治經濟形勢，重新規劃，以便及時改善條件，吸引人才和資金。

由第一種治理術到第二種治理術的轉變，是一種知識模式的改變，也是一種思維的革新。不可否認，規訓的任務並未終結，因此，香港治理很長時間內兩種邏輯將並存。因此，需要明確兩點：第一，要因時制宜，抓住主要矛盾；第二，要防止兩種邏輯打架，把一種治理術濫用於另一種治理任務。

四、亂的動能、治的動能、興的動能之間的不同

推動社會不斷變化的動力，都源於人永不停歇的能量。尋找動能，最終都要回到人身上。在社會過程中，人的能量被融匯、疏導，創造秩序和平衡，或者被導入抗爭和衝突，打破現有秩序，尋找新的秩序形式。在政治過程中，群體的合作與衝突中，人的能量最為強大，能量的表達或應用最充分。

要區分亂的動能、治的動能和興的動能。

亂，也是社會能量的一種表達形式。這種動能衝擊現有的結構和系統，破壞既有秩序，企圖達成新的共識和決斷。由亂到治，就是要用建設性的能量去對抗和壓制破壞性的能量。

2019年暴亂，能量的源流何在？外部敵對勢力是一個方面；反對派是由來已久的對抗力量；作為運動主角的那些青少年臨時彙聚起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零星的無組織形態的能量匯入，參與、配合、支持了運動。

由亂到治，最重要的動能來自中央。由治及興，國家支持固然重要，但必須以自力更生為主。

國安法和新的選舉法把外部敵對勢力排擠出去了，遏制了反對派。但外部敵對勢力，不會消解，反而會增強，只是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這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阻力。一部分反對力量轉移到了國外，也繼續阻礙香港由治及興。行為構成犯罪的青少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對社會能量是一種減損。經過一輪治亂，一些人和資本會外流，一部分社會能量會流失。

由此可見，由治及興，需要調用的能量相比暴亂之前的在總量上會大大增加，換言之，管治成本必然增加。另一方面，原有社會能量會流失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穩定人心是第一要務，尋找新的動能尤為重要。

五、去哪裏尋找新的動能？

政治和法律秩序是興的必要條件，但不是興的充分條件。其他方面，比如經濟、社會團結、市民信心、國際信譽，等等都可能因亂而受損，故而也都可能需要恢復到原有的水準。如果原有水準本來就很高，那麼，復蘇也就是興。但是，復蘇往往不是簡單恢復原狀，不是一仍照舊就可以達到的，需要發掘新的動能。

去哪裏尋找新的動能？邏輯上不外乎向內和向外。向內，無非民間和政權當局。對民間，要給資本家信心，給專業界安全感，給普羅大眾公平感和獲得感。對政權當局，要給司法以穩定和信任，給立法會換血，給政府增加賦權，增加責任。向外，一是融入國家發展，尋找共同利益；二是參與「一帶一路」，開發新市場；三是引進人才和資金；四是與英美修和，重振國際聲譽。

歸納起來，共十條：第一，用新人；第二，引進人才和資金；第三，融入國家發展，特別是大灣區；第四，內部開發新的區域和新專案；第五，參與一帶一路，開闢新市場；第六，發展高科技，進行經濟轉型；第七，改革政府，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第八，對政府增加賦權，推行有為政府；第九，開展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第十，與英美修和，重振國際聲譽。

上述十個方面，存在幾個難題。一是地緣政治新格局，二是固化的階層利益格局，三是新一波技術革命下的產業佈局，四是經濟與政治的矛盾。

本文作者陳端洪為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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