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場竟不能裝聖火？就是日本人「大家責任論」惹的禍
據我在日本成長的經驗，不管在學校課堂、還是體育賽場，一個人犯了錯誤，老師或教練往往不會追究他的責任，而較傾向從「這次失誤，應該由大家共同承擔」、「沒關係，大家都努力過了」等角度，把責任問題模糊化和曖昧化。
「日本人做事怎麼那麼慢？」
「跟日本人合作很累。」
曾在中國大陸求學、生活、工作大約 10 年的我，在商業合作、學生交流等場合，聽到過無數次人們對日本人的做事風格有這樣的抱怨。而近日籠罩着整個日本社會輿論的一件事，似乎可以反映出與這些抱怨有關的一種民族性。
場館設計忘了聖火台 竟不知負責單位是誰
「國立競技場不裝聖火台是不可能的。」今年 3 月 24 日，2020 年東京奧運會、殘奧會組委會在東京召開會議時，森喜朗會長這樣說。
2020 東京奧運會的主賽場新國立競技場的聖火台問題鬧得沸沸騰騰，主要的問題是：根據現有的建設方案，沒有地方裝聖火台。森喜朗這位日本前首相正是不滿此事，還說：「至少在主賽場的設計上，組委會是沒有任何許可權和責任的」、「自從去年 8 月，當初的方案在安倍首相的指令下撤回以來，我們絲毫沒有參加相關協商，也沒有受邀請提出意見」，並指出，責任在於負責建設的日本體育振興中心（JSC）和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日本的行政體制下，文部科學省是主管 JSC 的部門。）
對於森喜朗的指責，JSC也不服。機構幹部接受媒體採訪時反駁說：「組委會告訴我們的方案裏，沒有把聖火台裝在主賽場內一事。在原方案撤回後公開招募新方案的過程中，也沒有把其設置地方考慮在內」、「我們的工作是把主賽場建好」。其言外之意應該是：裝不裝聖火台，不在我們工作的範疇之內。
3 月 4 日，在「聖火台事件」已經成為輿論焦點的情勢下，馳浩在記者招待會，反駁批判聲音道：「有關（聖火台）設置地點和點火方式等事宜，還需要跟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等協商，不能光由日本來決定；在此階段，這些事仍屬最高機密」。
3 月 11 日，日本政府在第一代東京奧運擔當大臣遠藤利明負責成立的工作小組內，召開了應對聖火台問題的第一次會議；4 月 28 日，小組發表了一份報告，遠藤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在屋頂上、操場內、觀眾席上、操場外的四個選項中，我們目前傾向在操場內或操場外（設聖火台），因為這兩選項在技術層面的難度比較低。」恐怕還需一段時間才有最終決定——至今仍沒人能提出確切的時間表和具體的責任分工。
任務分擔不清 以致責任曖昧化
主辦奧運會是一件大事，必將涉及到不同政府部門、利益集團、社會勢力等等的複雜工程。因此，在建設主賽場時出現問題，本來亦屬正常，可以理解；問題在於我們應怎麼面對和解決。聖火台一事的真正問題是，主要部門和領導人之間互相規避、推卸和轉移責任，從不把責任的歸屬搞清楚，說明白。
其次，在日本社會，聖火台問題絕非個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弄不清某件事由誰負責，早就是一種常態，也可說是日本國民的慣性。而在我看來，這是日本高度集體主義社會的負面效應。例如，馳浩在 3 月 4 日的記招上被問到誰該為此事責任時，其回答耐人尋味：「是大家的責任。」
全球發行量第一的《讀賣新聞》，其 3 月 14 日的社論以《別相互轉移責任》為題，指：「（涉事機關的）『無責任體質』在籌備 2020 年東京奧運時再次顯露……參與奧運籌備的機關之間的任務不清問題，早就被指出過。任務分擔不清，必然令責任誰負的問題變得曖昧。務必重新檢驗籌備體制。」
「大家責任論」促進和諧 有礙進步
據我在日本成長的經驗，不管在學校課堂還是體育賽場，一個人犯了錯誤，老師或教練往往不會追究他的責任，而較傾向從「這次失誤，應該由大家共同承擔」、「沒關係，大家都努力過了」等角度，把責任問題模糊化和曖昧化。
日本人從小在家庭、學校、社會裏，最常被教育的一句話是：「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這跟「大家責任論」息息相關。
在教室裏，一個人犯錯，就要由同學們共同承擔責任；在地鐵裏，一個人鬧事，也要由乘客們共同承擔秩序被破壞的責任。實際上，這種「大家責任論」，對避免矛盾的激化和蔓延，起着頗關鍵的作用；眾多外國遊客在日本所看到的穩定與和諧，也是由此產生的。
的確，日本這種「大家責任論」對保持大環境的穩定和人際關係的和諧無疑有好處，然而，從聖火台事件已可見，「大家都有責任」，其實等於誰都不用承擔責任。責任問題模糊化這種常態，將對日本未來的重建、轉型、改革、開放等任務帶來重大挑戰。
我深信，只有在社會機制和公民觀念這兩大層面上，皆願意反思、更新甚至改造這種「責任文化」，日本才能做得更好，走得更遠。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