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偽證者．影評】捍衛歷史真相 肩負道德責任
「六四沒有死過人」、「七警沒有傷過曾健超」，當你義正詞嚴指摘這些言論歪曲事實時，卻反遭誣告，你能不感到荒謬乎？若你看過《消失的檔案》，大抵不難明白，部分左派如何刻意淡化「六七暴動」，甚至企圖篡改史實。但是指鹿為馬之事，在西方國家中也屢見不鮮。
觀看最近上映的《時代偽證者》（Denial），絕對能教天天面對是非黑白完全顛倒的香港人，有着深厚共鳴。
本片取材真實事件，並以研究大屠殺的美籍猶太裔歷史學者狄波拉．戴伯爾（麗素慧絲飾）所著的《History on Trial：My Day in Court with a Holocaust Denier》一書為根據。其內容講述戴伯爾和企鵝出版社，被專門研究納粹與希特拉的歷史作家大衛艾榮（提摩西史波飾）控告誹謗。原因是他不滿戴伯爾在其1993年出版的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The Growing Assault on Truth and Memory》中將他評為「極右派」與「大屠殺否定者」（Holocaust denier），使他多番被出版社婉拒，蒙受經濟與聲譽損失。一向不願跟那些否定者泥漿摔角說理的戴伯爾，遂決定遠赴英倫與艾榮對簿公堂。可是，英美兩地對文字誹謗（Libel）有不同控辯程序。在英國，辯方必須提呈證明自身無罪的證據；美國則恰好相反。在英國提出訴訟固然是艾榮的詭計，既請戴伯爾入甕，同時令他得到更多在媒體曝光的機會。同時，基於艾榮選擇自辯，為免他借案件伺機宣揚納粹言論，戴伯爾的律師團隊要求她上庭時保持緘默，且不能讓大屠殺倖存者出庭作供。因律師團隊決定以「真實抗辯」，更要找出證據證明戴伯爾的言論是大體屬實（substantially true），故此，她和律師團隊不止是為求自保辯護，他們還須找出大屠殺如實存在過的證據。
單就電影故事選材層面來說，我委實很難明白為何有本地影評人稱此片「小題大做」，批評大屠殺在西方社會經常受重視，而此片卻未有高舉言論自由云云。這無疑是對一部誠意可嘉之作十分不公允的說法。我明白，可能絕大部分人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屠殺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但這齣電影在在告訴/誡觀眾，一段離我們不怎麼遠的歷史如此脆弱，如此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改寫。尤其在這個保守勢力愈趨頑固的年頭，《時》片不僅要捍衛歷史真相，還肩負起一種道德責任。借用梁文道在《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一文裏的一句話：「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梁談的雖是「六四」，卻完全適用於《時》片。無論是本片的製作班底，還是現實中的戴伯爾和律師團隊都堅守着道德底線——既是對大眾的警世提示，也讓下一代對歷史傳承有更確切了解。
當然，光靠一份誠意也不一定成就出一部佳作，我們還須深入探討戲中不同細節，方能理解戲中更豐富、複雜的層次和意義。單就英文片名Denial已是語帶多關——表面上是像艾榮這類大屠殺否定者的行為；也是戴伯爾與律師團隊對艾榮的言論的抵抗；更細緻的一點，一如導演麥克積遜所言，Denial一詞也指涉着戴伯爾的自我克制（Self-denial）。
先談談戲中較為顯著的層次，也就是「言論自由vs歷史真實」這個惹人爭論的命題。為本片操刀劇本的David Hare替《History on Trial》寫序時，便明言：「即使你有權利發表納粹反猶言論，我同時亦有權利戳破你的謊言。」是以，若說電影限制了言論自由，無疑是自打嘴巴，因為控辯雙方都有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而且是雙方各自的批評和指控都是在公平的基礎下進行。明乎此，電影的重點不僅要說明艾榮濫用言論自由；更可貴的，是電影突顯了一種因不忿而作出批評、質問和控訴的民主精神和態度。
沒錯，任何人都有言論自由，但決不代表每個言論都是對等的。有事實根據的言論總比臆測、推想更可取。正如David Hare所說，為令否定者們都無法質疑本片，他決定所有法庭戲份均一字不改，圖以真實說服大眾。但更教我佩服的，就是在忠於真實的前提下，到底創作者要在原素材下了多少工夫，才能抓緊整個戲劇的重心呢？不難想像，若將每場法庭戲巨細無遺地拍下，定必冗長納悶。但是電影很巧妙地將重心多次落在戴伯爾的代言人——大律師理察蘭頓（湯韋堅遜飾）身上，並含蓄地透過他每次出庭的變化營造戲劇效果。由起初略帶戰戰兢兢的心情到最後一次在庭上疾言厲聲質問艾榮，每句話不但切中要害（如他著作的德文翻譯斷章取義），也使原本真實的對白能重新演繹，為電影注入一種有節有理的說服力。最後，蘭頓不恥與艾榮握手，甚至不跟他有眼神交流——這臨近尾聲的輕巧一筆，卻讓我們能完全認同，蘭頓是一個擁有錚錚風骨的好人。
至於戴伯爾（甚至整個律師團體）的自我克制，亦很透徹地展現戲中的另一重要命題「理智vs情感」。表面上電影很着意表現司法機制只視成敗得失，充滿計算和考慮的一面，如律師們可決定誰出庭作供，甚至無視受害者的傷痛。然而，艾榮的邏輯就是要譁眾取寵，只要對方拿不出納粹在奧斯威辛以毒氣室殺害猶太人的證據，整場大屠殺的真確性便如骨牌倒下。要對應艾榮這招轉移視線的伎倆，團隊再三叮囑戴伯爾別被情緒沖昏頭腦，強調慎言之重要。從這點看來，那份自我克制要我們及戲中眾多人物，從一場個人榮辱、利益之爭解放出來，並把這宗訴訟視為眾人之事。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年僅23歲的法律助理。她剛畢業便要跟進人生首宗官司。在結案陳詞前的一個晚上，她的男友在抱怨，說猶太人不斷舊調重彈令人煩厭。戴伯爾的那份重擔，甚至千千萬萬猶太倖存者的遭遇，彷彿壓到她的頭上。誠如戲中所說，整個律師團隊所作的一切，就是戴伯爾把良心交託給他們。
值得一提，本片投資公司之一Participant Media，曾投資《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焦點追擊》（Spotlight）及快將上映的《流亡詩人聶魯達》（Neruda）。該公司更以「創作啟發社會改變的娛樂作品」為大原則，實在是現今荷里活難得的製作投資公司。是以，我觀看《時》片無不想到《焦點追擊》，兩片均重申彰顯公義必須要有耐性，以及專業的重要性——記者和律師均是為人發聲的職業，而且能助人抵抗不公的強權。
電影的另一優點是沒有把這些伸張正義律師刻意描繪為英雄。於此，David Hare亦談到荷里活電影不時歌頌個人，往往忽略了事情的真實性。這傳統可追溯至占士史釗域、亨利方達參演的部分經典電影，而近一點則有蘇德堡的《伊人當自強》（Erin Brockovich）。說到這裏，電影可說是毫無保留地肯定了個人要在適當時作一點屈服、協調，發揮以大局為重的互信精神。一再重申，個人英雄主義還是不如一場漂亮的集體勝利。
最後我想強調，電影並非小題大做的最大原因，是它很成功地與大部分「反戰電影」區別起來。《時》片毋須血肉橫飛的戰事、屠殺畫面，已言簡意賅地表露戰爭的遺禍和創傷。舉兩個例：一，是奧斯威辛隨行領導的波蘭教授，脫下冷帽再戴上猶太小帽子基帕（Kipa），與戴伯爾同哀悼罹難逝者的一刻。這小巧動作舉重若輕地連結着個人與民族身份、歷史記憶與戰爭創傷的關係；二，是蘭頓再三質問到艾榮，有關毒氣室門上的小窗口——那時，電影給予那些靜默的照片一記特寫，後再對那個小窗口再剪近一點，其後，好像有無數的冤魂從銀幕處奔往安坐席上的我們，像是要纏繞着我們，又像是向我們呼救。就那麼的一刻，我們猶如在毒氣室外，眼睜睜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猶太人被屠殺。即使戴伯爾贏了場官司，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仍是回到奧斯威辛的集中營遺址，而攝影機則徐徐推移向一片黑壓壓的瓦礫。上述這一切，我認為比很多戰爭場面，都更有力賦予觀眾想像的空間，讓我們去思考戰爭與自身、當下的關係。
寫着寫着，我又再想到《消失的檔案》所談的六七，想到現今香港政治氛圍跟《時》片講述的是何其相似的命運。但看畢《時》片，或許我們都應像戴伯爾和她的律師團隊一樣，切勿因「言論自由」而姑息養奸。記憶若不守護，有朝一日便會灰飛煙滅，甚至徹頭徹尾地變成一段面目全非的歷史。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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