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頭，37歲的美國公民、三個孩子的母親、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一次「針對性」行動中被當場射殺。美國國土安全部宣稱她「試圖駕車衝撞執法人員」，屬「恐怖主義行為」，而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在觀看現場視頻後認為她只是試圖避開包圍車輛的特工，並未構成致命威脅，直斥國安部「胡說八道」，並公開要求ICE撤離該市。這不僅是一宗悲劇性的執法爭議，更是美國共和黨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政治極化與制度挑戰的縮影。透過「製造衝突」換取「政治資本」，讓「恐懼」取代「共識」，令「禮崩樂壞」不再是抽象批評，而成為可被看見的日常場景。

當ICE成為特朗普的私人衛隊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這個原本職能僅限於邊境與移民事務的機構，在特朗普的權力架構中發生了「質」的異變——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行政執法單位，而正在演變為總統的「私人武裝」。與受制於美國憲法、受制於地方民選官員的常規警察或國民警衛隊的不同，ICE直接聽命於聯邦行政分支（即總統及其內閣），其行動具有高度的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管性。而ICE逮捕也不需要搜查令和逮捕令。此次事件中，ICE特工對着美國公民——甚至是一位軍人遺孀——直接開槍，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時刻。它證明了暴力的邊界已經消失。在特朗普式的治理邏輯中，為了達成目標，沒有什麼是不可犧牲的。

「禮崩樂壞」四個字，精準地概括了當下美國的政治生態。所謂「禮」，是社會運行的規範與契約；所謂「樂」，是社會成員間的和諧與共識。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內（或其強勢影響下），這兩者皆已蕩然無存。受害者是軍人遺孀這一事實，本應觸動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尊重退伍軍人及其家屬」曾是共和黨的核心價值觀。然而，在極端化的政治敘事下，受害者的身份被刻意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暴徒」、「衝撞執法」的標籤。這說明，在特朗普的政治光譜中，傳統的價值紐帶已經斷裂，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敵我劃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總統對外無道必然對內無道

特朗普式的黑幫帝國主義，從不局限於國界之外。它必然向內滲透，甚至先於對外擴張。一個不講道德、不講人權的政權，不會選擇性地在海外綁架總統而在國內恪守法治。相反，它終究會把同一套技術搬回國內，因為它最擅長的從來不是說服，而是逼迫。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是對外的展示：美國可以無視國際法，動用軍事力量顛覆他國政權。特朗普聲稱馬杜羅是「毒販」，但這不過是藉口，正如他將國內異見者貼上「國內恐怖分子」標簽。這反映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權力不受約束，對內對外一視同仁。

選擇帝國主義，你就會得到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本應是保護國民的承諾，卻演變為對內鎮壓的工具。歷史反復證明，極權體制的建立，往往始於對「內部敵人」的製造。納粹德國先清洗左翼與猶太人，智利皮諾切特先鎮壓學生與工會，今日美國的路徑何其相似？

製造混亂成為選舉生存邏輯

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暴力執法會在此時升級？這必須放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背景下來審視。這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偶然事件的背後也有一些必然的原因。

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深知，隨着經濟周期的波動和社會撕裂的加劇，單純靠選票贏得中期選舉的不確定性正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製造混亂也可能是一種策略。這讓人聯想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生存邏輯：當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時，戰爭狀態是最好的護身符。特朗普或許正在效仿這一套路，但他發現發動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風險太高、成本太大，且容易失控。相比之下，在國內發動一場「低烈度的內戰」——即針對所謂「內部敵人」（移民、左翼城市、抗議者）的戰爭，則顯得更為划算且可控。

美國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

ICE的暴走，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壓力測試」或「武力展示」。這意味着特朗普已經做好了兩手準備：如果選舉能贏，自然皆大歡喜；如果贏不了，或者選情告急，他手中握有一支只聽命於他、敢於向平民開槍的武裝力量。這支力量可以用來鎮壓騷亂，可以用來恐嚇反對派，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可以用來「解決」選舉本身。

對於普通美國人而言，這是一個極度危險的時刻。當國家機器開始像對待佔領區一樣對待自己的城市，當執法者開始像對待敵軍一樣對待自己的公民，所謂的「憲法權利」就成了一紙空文。未來的日子裏，隨着中期選舉的臨近，類似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在這場權力的豪賭中，特朗普押上了美國的國運，而籌碼則是普通人的生命。面對這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除了自求多福，美國人民或許需要更深刻的覺醒：當帝國主義的迴旋鏢飛回來的時候，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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