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思｜羅天恩博士

香港終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乃根據《基本法》第82條設立，是「一國兩制」下極具開創性的司法創舉。該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深化香港與其他海外高水平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交流，藉此鞏固並提升香港普通法的國際地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法官制度的人事更迭和協作互補

儘管該制度近年不乏政治爭議和人事變遷，但總體而言，該制度仍然能夠保持平穩發展。在法官任命方面，資深法官賀輔明勳爵獲延任三年；與此同時，雖然澳大利亞法官范禮全提早辭任，但其與新西蘭法官楊偉廉爵士順利交接。現時，終審法院海外法官隊伍由六人組成，兩名來自英國、三名來自澳大利亞、一名來自新西蘭，充分體現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的開放性、包容性及其與國際普通法世界的深厚連結。

綜觀2025年的司法實踐，終審法院共作出25項判決與決定。數據顯示，佔比超過半數的案件﹙13宗，59%﹚是由本地與海外法官共同作出，或由法院全體作出。其餘案件中，有十宗由香港本地法官獨自作出，另有兩宗由海外法官獨自作出。有關數據不但反映香港本地和海外法官能夠深入共同協作、作出判決外，更反映本地法官在審理案件中的主導角色與積極作為，使部分認為香港本地法官只會盲目附和海外法官的偏見不攻自破。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要點是海外法官的參與度。除賀輔明勳爵外，全數海外非常任法官均擔綱了至少一宗判決書的撰寫工作。其中，來自澳洲的歐頌律法官表現尤為積極，共主理或參與撰寫了兩宗判決，在現任海外法官隊伍中居於首位。

英國提述香港終審案例數目平穩

去年，為了量化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作用和影響力，本專欄曾經通過查找英國各級法院提述﹙mention﹚香港終審法院的案件例子，以審視該制度對其他海外高水平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特別是作為普通法發源地英國﹚的影響。而為了保持方法論的一致性以及結論的準確性，本文沿用了去年的方法論，即於2026年1月於Westlaw Asia以「HKCFAR」﹙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Reports﹚作為關鍵詞搜索曾提述香港終審法院案例的英國案件。

是次研究發現，自1997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一共有150個英國案例曾經提述44個香港終審法院的案例。換言之，2025年共新增七宗英國法院提述香港終審法院案件的例子，整體數目與2024年持平。而新被提述的香港案例則由2024年的43宗微增一宗﹙新被提述的案例為2019年的HKSAR v Chen Keen [2019] HKCFA 32﹚。

在2025年英國提述的七宗終審法院案例中，分別有四宗被行使終審權的法院﹙如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上議院﹙House of Lords﹚和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Court of Session﹚﹚提述，兩宗被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提述，以及兩宗被其他法院提述。

香港司法的國際公信力與深耕方向

以上數據反映了兩個關鍵趨勢。首先，香港終審法院的經典案例至今仍頻繁獲英國法院援引，在國際普通法的司法實践中持續發揮重要的影響力。而負責撰寫該等經典案例的仍然大多數為海外非常任法官，反映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對提升香港司法國際地位的重要貢獻。

其次，即便近年涉及香港的政治爭議不斷，部分海外法官亦由於不同原因請辭，但香港終審法院案例被引用的次數始終保持平穩，顯示香港司法的專業公信力並未因外在環境的波動而動搖。

然而，在穩定的數據之下，「斷層」的隱憂明顯。目前被英國法院引用者多為十年以上的經典案例，新近裁決雖偶獲提述，但整體佔比依然偏低。箇中原因不一而足：除了經典案例隨時間產生的累積效應外，亦與香港法律近年趨向「本地化」有關。當判決過於聚焦本地特有的法律議題或事實背景，其對海外管轄區的借鑒價值自然相對受限。

香港若要繼續保持其在普通法世界的地位，甚至由「追隨者」轉變為「引領者」，那相信香港需要更積極地在具備普遍參考價值的法律領域（如商法、信託、金融監管等）深耕，產出更多能解決全球法律難題的香港案例，進而強化香港在世界普通法發展中的領導地位，方能在世界普通法舞台上掌握更多話語權。

作者羅天恩是香港律師，清華大學憲法學博士，香港城巿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律政思」是由法律專業人士主筆的法律評論專欄，旨在以專業視角，剖析國際、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法律發展、法治建設及相關社會議題，深化公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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