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英國首相施紀賢爵士前往北京展開歷史性訪問，這不僅是自2018年以來英國領導人首次踏足中國首都，更象徵着倫敦當局在歷經數年的戰略迷失後，終於對其外交政策作出了必要的修正。這次訪問絕非僅具象徵意義的外交禮節，而是植根於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冷酷邏輯之中。

過去幾年間，英國在處理對華關係時陷入了一種極度混亂的狀態，政策在經濟利益的客觀需求與意識形態的虛妄姿態之間劇烈搖擺。這種缺乏戰略定力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施加的外交流放，結果非但未能對中國造成任何實質影響，反而導致英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利益被邊緣化，使其在歐洲鄰國紛紛深化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合作的同時，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尷尬境地。施紀賢此行標誌着一種行政理性的回歸，是對過往脫鈎政策徹底失敗的默認，亦是對英國經濟現實的清醒認知。

脫歐陷入財政危機
亟待與華拓展經貿

若要理解此次外交轉向的迫切性，必須首先審視英國在後脫歐時代所面臨的嚴峻經濟現實。所謂「全球英國」（Global Britian）的宏大願景在殘酷的國際競爭面前無法實現，脫離了歐盟單一市場的英國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寒冷而孤獨的荒原之中。國家財政赤字高企，基礎設施老化，且急需外部資本注入以維持其金融體系的活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市場的開放性與穩定性成為了英國無法忽視的生命線。隨同首相出訪的龐大商業代表團，包括匯豐銀行（HSBC）、葛蘭素史克（GSK）以及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企業巨頭的高層決策者，無疑揭示了此行的核心驅動力。

這些長期深耕全球市場的商業精英比任何政客都更清楚，英國的金融健康與實體經濟復興，與重啟英中經貿聯委會（JETCO）及深化對華貿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穩定引擎，其所提供的市場機遇與供應鏈優勢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英國政府此次主動尋求高層接觸，實則是承認了雙方力量對比的客觀變化，即英國對中國經濟夥伴關係的需求，遠遠大於北京對倫敦外交認可的需求。

批新使館釋出善意
面對激進勢力壓力

在這種經濟互補的基礎上，首相啟程前夕作出的一項重大行政決定，為雙方關係的解凍提供了關鍵的政治「潤滑劑」。批准中國在倫敦歷史悠久的皇家鑄幣廠舊址建設新使館，這舉措釋放了極具分量的善意信號。多年來，該項目一直被倫敦地方規劃委員會及安全鷹派以各種模糊且缺乏實證的所謂安全風險為由無理阻撓。這種阻撓本質上是泛政治化的產物，是冷戰思維在城市規劃領域的荒謬投射。施紀賢政府此刻果斷掃除障礙，允許項目推進，不僅是對契約精神的尊重，更是一種政治勇氣的體現。它表明英國最高決策層終於準備好將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長遠穩定，置於安全機構內部部分人士那種近乎偏執的臆測之上。這決策為兩國談判清除了充滿敵意的背景噪音，使雙方能夠在相互尊重的氛圍中，就實質性的貿易與投資議題展開對話，而不再被瑣碎且帶有歧視性的官僚主義所綁架。

然而，這種基於國家利益的務實轉向，卻在英國國內遭遇了來自激進政治勢力與部分國會議員的非理性喧囂。由35名議員聯署的信函，以及諸如「香港監察」等19個所謂人權組織發出的噪音，暴露了這些群體與現代地緣政治現實的驚人脫節。他們向首相提出了一份充滿傲慢與偏見的要求清單，試圖將這場兩個主權大國之間的雙邊峰會，異化為一場道德說教的表演秀。這些人士似乎忘記了英國當前的處境，一個正苦於應對內部經濟危機的國家，根本沒有資格以「教師爺」的姿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指手畫腳。這些人士竟異想天開地敦促倫敦當局向北京施壓，意圖迫使中國介入緬甸、朝鮮半島甚至烏克蘭等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危機。這種將自身價值觀強加於人的衝動，不僅是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無視，更是一種過時的帝國心態殘留。他們試圖迫使首相在外交場合進行毫無建設性的美德信號展示，卻完全無視這將如何損害英國亟需的經濟合作機會。

無理取鬧侮辱法治
徹底暴露雙標虛偽

在這些荒謬的要求中，最具法盲色彩且對法治精神構成最大侮辱的，莫過於堅持將釋放黎智英作為重啟中英貿易對話的先決條件。這訴求徹底暴露了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在法治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與虛偽本質。他們口口聲聲宣稱捍衛法治，卻在實踐中公然要求行政權力干預司法獨立。香港是一個擁有成熟法律體系與獨立司法機構的管轄區，其法治指數在國際上名列前茅。黎智英之所以身陷囹圄，絕非因為其言論或思想，而是因為其涉嫌觸犯了勾結外國勢力及煽動叛亂等嚴重的刑事罪行。這些指控均基於確鑿的證據與清晰的成文法條文，而非政治迫害。香港的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嚴格遵循正當程序，依據證據與法律作出裁決，不受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擾。

真正的法治精神，要求國際社會尊重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判決結果，即便這些結果在政治上不符合某些西方國家的敘事偏好。試想若有外國勢力要求英國政府釋放貝爾馬什（Belmarsh）監獄中的囚犯作為經濟合作的籌碼，英國必將視之為對其司法主權的嚴重侵犯。同理，要求中國或香港干預司法程序以釋放特定被告，本質上就是要求置法律於政治交易之下，這是對法治精神的踐踏。那些將一名刑事被告包裝成所謂民主烈士的激進分子，實際上是在侮辱香港的司法制度。他們拒絕承認香港法律體系的公正性與透明度，試圖用政治施壓來取代法律審判。施紀賢作為律師出身的政治家，理應清楚地認識到，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接受將刑事司法案件作為貿易談判的籌碼。維護香港法治的尊嚴，意味着必須讓司法程序在沒有外部政治干擾的環境下獨立運行。

超越黨派私利眼光
中英關係走出低谷

此外，必須警惕那些激進組織在話語體系中所隱含的惡意。諸如「香港監察」等團體在描述中國政府時，頻繁使用極具侮辱性與妖魔化的詞彙，這絕非成熟的外交語言，而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謾罵。這種語言風格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即預設西方價值觀為普世唯一標準，而任何與之不同的治理模式均被視為異端。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極大地簡化了複雜的國際關係，也關閉了理性對話的大門。當這些團體用充滿敵意的標籤來定義中國時，他們實際上已經取消了自己參與嚴肅政策辯論的資格。這種情緒化的宣洩無助於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只會加深誤解與對立，破壞大國之間維持穩定所必需的相互尊重。

因此，施紀賢首相面臨的真正考驗，在於他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魄力，將這些噪音與真正的國家利益區分開來。他必須明白，英國對中國進行道德說教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今的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權力轉移，中國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與經濟增長的貢獻者，理應得到平等的對待。英國未來的繁榮，不取決於其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聲量，而取決於其能否以謙遜和務實的態度，與中國建立基於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這要求英國政府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與核心利益，承認香港法律制度的獨立性與權威性，並拒絕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或工具化。

此次北京之行，不僅是一次外交破冰，更是一次對英國政治成熟度的試金石。它要求英國決策者展現出超越黨派私利與短期民粹情緒的戰略眼光，將國民的生計與福祉置於虛幻的道德優越感之上。反對派製造的噪音，以及他們針對正當法律程序提出的無理要求，只不過是歷史潮流中的逆流。只要英國政府能夠堅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摒棄冷戰思維，中英關係便有望走出低谷，邁向一個穩定、務實且富有成果的新階段。這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對全球和平與發展的積極貢獻。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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