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內閣頻繁就台海潛在衝突釋放強硬信號，特別是關於派遣自衛隊介入的討論，已在亞太戰略圈內引發深層次憂慮。表面上，這些政策宣示被精心包裝為保護海外國民的人道主義撤僑行動，試圖以溫和且具道德正當性的語言來降低周邊國家的警惕。然而，若剝開這層人道主義的外衣，不難發現其內核實則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障眼法。這種修辭上的轉換，絕非單純的應急預案，而是日本決策層試圖在和平憲法的灰色地帶中，構建一條干涉中國內政的隱蔽路徑。通過將軍事動員合理化為非戰鬥人員的救援，日本正在公眾視野之外，悄然搭建介入台海衝突的軍事跳板，這種做法不僅是對區域現狀的挑戰，更是對自身憲法精神的實質性背離。

人道外衣下的干預路徑

高市內閣並非在真空中運作，而是依託於一套精密設計的法律框架，試圖將日本綁上美國的戰車。這種法律上的操作手法，在2015年通過的《和平安全法制》中已埋下伏筆，特別是其中關於「存立危機事態」的定義，成為了今日局勢的關鍵變量。

根據相關法律解釋，當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且由此威脅到日本的國家生存時，日本即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意味着，一旦美國海軍艦艇在台海周邊遭遇衝突，日本便可援引此條款，宣稱國家面臨生存危機，從而繞過憲法第九條對使用武力的嚴格限制。這是一種極具危險性的法律擴張，它模糊了後勤支援與直接參戰的界限，使得原本應當是防禦性的自衛隊，隨時可能在未經國會充分辯論或獲得民意授權的情況下，被自動捲入一場並非由日本主導的戰爭之中。

國人安全置於霸權桌上

這種法律上的自我捆綁，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日本政治精英階層深層次的心理焦慮。長期以來，日本的戰略決策者都被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所籠罩，那便是擔心美國可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從亞太地區戰略收縮，留下日本獨自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

為了緩解這種「被拋棄的焦慮」，日本政府展現出了一種近乎病態的急切感，試圖通過主動承擔更高的軍事風險來證明自身對美日同盟的不可或缺性。這種心態使得日本在戰略上自甘處於從屬地位，表現得像是一個急於向宗主國表忠的附庸，甚至不惜將本國軍人的生命安全作為「投名狀」。這種戰略邏輯是極其短視且危險的，因為它向美國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即無論美國在該地區採取何種冒險舉動，日本都將無條件地提供支援並承擔後果。這無疑會助長外部勢力的冒險主義傾向，增加區域衝突爆發的概率，而日本則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大國博弈中的犧牲品。

挑釁歷史正義國際法理

更為嚴峻的是，日本此番在台灣問題上的躁動，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與歷史正義的公然挑釁。從國際法理的角度審視，台灣問題的處置早已有明確的歷史定論。《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作為構建戰後東亞秩序的基石，明確規定了日本的主權範圍僅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盟國所決定的鄰近小島，而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必須歸還中國。

這是日本當年無條件投降時所接受的法律義務，也是其重返國際社會的政治前提。如今，日本試圖染指台海，宣稱在此擁有軍事與安全利益，這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越界，更是一種歷史修正主義的復辟。這種行為在法律上缺乏正當性，在道義上更是站不住腳，它向曾經飽受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鄰國發出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即那個曾經給亞洲帶來無數災難的日本，似乎正在試圖推翻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挑戰戰後建立的和平體制。

軍事化路徑也無異於自殺

除了法律與歷史層面的謬誤，日本的這軍事化路徑也無異於自殺。在當今高度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日本的產業繁榮與區域穩定密不可分，其經濟結構對外部供應鏈存在着嚴重的依賴。特別是在高科技製造領域，日本引以為傲的汽車工業、電子產業以及國防工業，都離不開稀土等關鍵戰略資源的穩定供應，而中國正是這些資源的全球主要供應方。

經濟學家們早已指出，日本在資源上的先天不足，決定了其無法承受與最大貿易夥伴發生長期對抗的代價。一旦中國因應日本的挑釁行為而採取相應的經濟反制措施，日本的工業基礎將面臨毀滅性的打擊。這種非對稱的經濟脆弱性意味着，日本當前的強硬姿態缺乏物質基礎的支撐，是一種將國家經濟命脈置於險境的非理性賭博。為了虛幻的安全感而犧牲實實在在的經濟發展與民生福祉，這顯然不是成熟政治家應有的治國方略。

將日本推向戰略孤立境地

這種將軍事同盟置於國家生存與發展之上的做法，正在將日本推向一種戰略孤立的境地。在東亞地區，和平與發展依然是各國人民的主流訴求，而日本政府卻試圖以僵化、對抗的冷戰思維來取代靈活、務實的外交傳統。這種做法不僅無助於解決任何實際的安全關切，反而會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使日本在亞洲鄰國眼中變成一個破壞穩定的麻煩製造者。日本的安全不應建立在激怒鄰國和依附遠方霸權的基礎之上，而應回歸到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互利共贏的正確軌道上來。那種試圖通過軍事威懾來阻擋歷史潮流的做法，最終只會導致自身的邊緣化，損害日本長遠的國家利益。

與日本這種充滿焦慮與衝動的戰略躁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處理相關問題時始終保持着極大的戰略定力與耐心。儘管面臨着外部勢力的不斷挑釁與地緣安全環境的變化，中國依然堅守和平發展的承諾，強調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這不僅是基於對同胞福祉的深切關懷，更是源於對歷史大勢的深刻洞察。台灣問題的解決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必然要求，這歷史趨勢不會因為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涉而改變。

中國所展現出的克制與自信，恰恰反襯出日本決策層的慌亂與失據。國際社會有理由期待，日本能夠從歷史的迷霧中清醒過來，摒棄那種零和博弈的過時思維，停止在危險的邊緣試探。唯有尊重歷史事實，承認地緣政治的現實，日本才能真正找到屬於自己的安全之道，亞太地區也才能維持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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