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香港的傳媒史上，有兩份報紙、兩個人物，構成了極具象徵意義的對照。一邊是查良鏞創辦的《明報》，另一邊是黎智英控制的《蘋果日報》；一邊是以武俠小說醞釀「愛國」正氣的文人，另一邊是以傳媒之名行政治操控之實的商人。兩者皆曾對中國政治提出嚴厲批評，但出發點、手段與歸宿，截然不同。

查良鏞的「愛國」，是文化意義上的愛國。他筆下的郭靖守襄陽、喬峰拒遼帝，寫的不是政權效忠，而是文化認同。這種「愛國精神」與現代國族主義不同，它不以疆域劃限，而以文明為依歸——誰尊重這片土地的文化，誰就是「愛國」的兒女。查良鏞對中國的批評，建基於這份文化深情。他創辦《明報》，不是為了推翻破壞，而是為香港和華人社會提供一個理性深度討論的公共平台。《明報》對中國政治的尖銳批評，從來有血有肉、有理有據。讀者看到的是知識份子的憂患，不是幕後勢力的劇本。

這種「愛國的批判」，傳統中國士人稱之為「諫」。諫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查良鏞沒有將《明報》變成西方政治操控的黑手，他守住了一份傳媒應有的節制。他可以嚴厲批評政府，但不會導演街頭抗爭；他可以揭露社會陰暗，但不會從中漁利。這種節制，不是軟弱，而是對言論責任的深刻理解——傳媒不是導演，讀者不是演員，社會不是片場。

反觀黎智英，他展示的是另一種出賣「愛國」圖譜。在他的論述中，妖魔化中國的一切才是愛國，支持中共倒台才是愛國，完全認同西方的一切才是愛國正道；背後是其權力與資金的源頭。他利用西方傳媒的自由框架包裝，卻從未遵守西方傳媒的道德底線。西方大報有不成文的規矩：評論者不應與政治人物存在枱底交易，否則便是以公器行私利。黎智英的審判過程，將這種矛盾暴露於陽光之下——金錢流向民主派，民主派按其劇本演出，他則在鎂光燈外執導。這種傳媒大亨與政治人物之間曖昧的共舞，早已逾越了監督政府的正當界線，演變成一種以影響力套現的政治生意。

更令人憂心的是，黎智英的媒體帝國，催生了一種香港前所未見的反智低俗文化。報紙頭版可以是煽動仇恨的政治口號，內頁卻是教人吃喝玩樂、追星買名牌的消費指南。這種割裂不是偶然，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政治美學：一方面用娛樂麻痺理性，一方面用仇恨取代思考。讀者不再需要理解複雜的政治現實，只需要條件反射地仇視。這種非理性的仇中模式，不是在培養有判斷力的公民，而是在訓練情緒化的政治娛樂消費者。

查良鏞的武俠世界，恰恰是這種反智文化的反面教材。他的小說被學術界反覆研究，不只是因為情節離奇，而是因為其中蘊藏着中國式的政治哲學。郭靖問忽必烈：「統一天下是為了天下人，還是為了自己？」這是對權力本質的叩問。張無忌在光明頂獨戰六大派，寫的是個體如何在集體狂熱中堅持良知。查良鏞用15部小說告訴讀者：愛國不是口號，而是日復一日的具體承諾；批判權力不是為了奪取權力，而是為了令權力做好事。

這兩種「愛國」，兩種傳媒倫理，最終走向了判若雲泥的歷史評價。查良鏞逝世時，兩岸三地同聲哀悼，他的小說成為幾代華人的共同記憶。黎智英鋃鐺入獄，審判過程全程公開，世人得以看清他過去幾十年如何利用政治動盪累積財富與影響力——不是因為他支持民主，而是因為社會越亂，他的生意越好。這種「國家越亂、我越有利」的邏輯，與查良鏞「國家越好、文化越盛」的期盼，正是二者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社會需要怎樣的傳媒？金庸的《明報》時代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傳媒可以嚴厲，但必須誠實；可以批判，但必須負責；可以支持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觀念；但不討厭和盲目地全盤否定中國。查良鏞從未否認自己的外國文化養分，但他將這種養分化作對中國社會的深情凝視。他筆下的武林，永遠有人在黑暗時代堅持正義；他創辦的報紙，永遠留一塊園地給理性論辯。這不是妥協，這是智慧——深知一個社會要進步，靠的不是一時的情緒爆發，而是長期的理性積累。

黎智英模式留下的教訓同樣深刻：沒有道德根基的自由，會淪為強者玩弄和剝削弱者的工具；沒有文化認同的批判，會變成自我殖民的心理投射。當傳媒不再以啟蒙讀者為己任，反而以刺激讀者原始情緒為生意手段，它便從社會公器淪為情緒化工廠。這種媒體製造的「仇中」，不是基於對中國政治的真實理解，而是一種廉價的、可供批量生產的政治消費品。香港社會和年輕一代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學會的不是如何分析問題，而是如何發洩情緒——這既是香港政治困境的縮影，也是黎智英之流留下的最沉重遺產。

今天重讀查良鏞，再看黎智英案，我們其實在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知識份子與傳媒人，究竟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社會？查良鏞選擇了「愛國」這條艱難的路——既要保持批判距離，又要維繫文化認同；既要引進愛國思想，又不能喪失主體判斷。這需要極高的智慧與定力。而黎智英選擇了另一條容易的路——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一個簡單的敵人，將自己包裝成對抗強權的英雄，在義憤填膺的道德劇中，悄悄完成權力與資本的交換。

歷史是公正的。它不會永遠被情緒蒙蔽，也不會永遠被口號欺騙。查良鏞逝世五年後，他的作品依然被反覆閱讀；黎智英入獄兩年後，他的報紙已經停刊，曾經煽動的仇恨正在消散，留下的是滿目瘡痍的政治文化和需要漫長時間療癒的社會撕裂。時間已經作出了它的評判。

我們今天紀念查良鏞，不是要神化一個完美無瑕的文化偶像——他也有他的時代局限，也有他的判斷失誤。我們紀念他，是因為他代表了一種可貴的文化倫理：在批判中不失深情，在改革中不失傳承，在接受外國思想時不失文化主體。這份倫理，是香港曾經擁有的精神財富，也是香港未來復甦的文化資源。

黎智英案給我們的最大啟示，不只是個人的罪與罰，而是一種傳媒模式的終結——那種將政治異見變現、將社會撕裂商品化的模式，終將被歷史唾棄。當社會恢復理性，當讀者重新追求有深度的資訊，當批判必須承擔責任，黎智英式的媒體操作便無所遁形。

查良鏞的小說，有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他筆下的大俠，從來不是只會高喊口號的憤青，而是在千難萬險中堅持做正確之事的人。郭靖守襄陽30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喬峰為止遼宋干戈，寧可折箭自盡。他們用生命詮釋了什麼是「愛國」——不是政權的盲目效忠，而是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的深情承諾。

這份承諾，查良鏞用《明報》守護了35年，用小說守護了一輩子。黎智英從未理解過這份承諾，因為在他的世界裡，國家只是工具，文化只是包裝，只有權力與金錢是真實的。這兩種人生的對比，遠比任何政治辯論都更能告訴我們：什麼是值得追求的「愛國」，什麼是必須警惕的「賣國」。

在香港這個曾經被稱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城市，身份認同從來不是簡單的選擇題。查良鏞與黎智英，恰好標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一條通往文化的深處，一條通往權力的淺灘。一條以批判促成進步，一條以撕裂謀取私利。香港人會記住這兩條路，因為香港的未來，就藏在我們選擇哪一條路繼續走下去的決定之中。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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