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梁明德博士

港英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政策特點，在於只限於供基建和基本民生設施，即所謂「社會分攤資本」 (Social Overhead Capital），降低所有生產者的一般生產成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降低所有生產者的一般生產成本。但凡涉及到產業規劃、改善勞資生產關係等環節，尤其是對個別產業進行扶持，往往是拒諸千里或決而不行。港英不推出經濟計劃，除了因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與時間，不願作長遠投資，更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黨派鬥爭影響到香港，以及港英的精英看不起歐陸和東亞各政權的政府牽頭發展模式。

基建方面，港英政府起步較早，包括19世紀末以來的大型供水系統，以及1935年《房屋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Housing Commission）率先提到發展新界新市鎮和建設公屋。國共內戰導致大量難民逃往香港，間接釀成1953年石硤尾大火及其後的「徙置區」建設，後於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治下，發展為《十年建屋計劃》和衛星城市的有序開發，並以鐵路公路、醫院學校等設施為配套。不過，最具革新意圖的麥理浩，也曾多次拒絕英方更惠民的改革方案。然而1950-70年代，港英對產業計劃亦曾經持開放態度，卻錯失了計劃的良機。

1879年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成為最早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國家領導人，而「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的成功得到國際廣泛討論。英國工黨的前身組織之一「費邊社」（Fabian Society）也希望參考德國，和平地爭取建制支持社會改革。1911年，英國自由黨財相勞合．佐治（David Lloyd-George）實現了受德國啟發的基本社會保險制度。1945年，工黨政府上台，立法頒佈鐵路、公路運輸、航運、電力、煤炭、鋼鐵國有令。但1951-64年間，保守黨重新執政，許多工黨時期改革遭到廢除或架空。1964-70年工黨雖再掌權，但也失去了推動經濟計劃化的耐性與基礎。1970-74年間，保守黨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相對左傾，情勢開始有利香港推動改革。1974-76年間，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容忍黨內左派運作，英國國內經濟政策開始猛烈左傾化，但以1976年英鎊危機和工黨右派卡拉漢（James Callaghan）拜相告終。及至1979年保守黨在戴卓爾夫人領導下執政，香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已成定局。

這導致在喪失帝國版圖期間，英國沒有執行經濟計劃，而彼時生氣勃勃的，反而是在資本主義下打造經濟計劃的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英國則淪為二流國家。其中，比利時勞動黨主席安里．德．曼（Henri de Man）在1930年代提出「計劃主義」（Planism）一詞，形容其以計劃經濟消彌大蕭條影響的主張，深刻影響戰後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採納計劃經濟。在戰後，法國計劃總委員長蒙內（Jean Monnet）提出多個五年計劃，並在政局動盪、內閣每三月一換的「第四共和國時期」（1946-58年），維持了技術官僚團隊的團結；1958年，強人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重新上台，同樣結合技術官僚團隊推動經濟計劃，賦能龐大基建和國防發展，造就法國人至今仍津津樂道的1945-75年「輝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

考慮到英國本土的工黨改革遭保守黨架空，港英當局在1950年代對經濟計劃一直有所顧忌。這導致香港只有日佔年間有過失敗的經濟計劃，以及一個經日本本土指導香港統制的「香港經濟委員會」。總督磯谷廉介任期內，有明確提出過經濟復興計劃和農業拓殖計劃，但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後，只好虎頭蛇尾收場。二戰剛結束，港英軍政府為應急依然進行經濟統制，維持配給制等。香港社會學者趙永佳指出，從1950年代就有製造業代表希望政府提供廉價工業用地，以及成立工業銀行，對鋼業等特定產業進行扶持。前者屬於社會分攤資本，後者是產業政策，但都遭港英當局拒絕；趙認為其原因是戰後港英政府財政資源有限，以及「港府的主要聯盟伙伴為金融及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在權力架構中只佔邊緣的位置」。

1962年3月，在立法局辯論中有英籍議員提出：面對人口膨脹、製造業內惡性競爭、外部市場提高對港貿易壁壘等挑戰，政府應着手實行經濟五年計劃。這遭到主張自由放任的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強硬駁斥。郭說「為父者並不知道甚麼是最好的」（ Papa does not know best）。他考慮到香港是最不封閉的經濟體，指出不可預算的外部因素之多。但郭的偏見也很明顯，因為法國、比利時、荷蘭，甚至戰後急起直追的日本也都不是封閉經濟。法國戰後的經濟計劃當局也深信，自己擁有全國最精英的專家隊伍，計劃才能取得成功。在缺乏技術官僚文化、政務官 (AO) 通才傳統深厚的英帝國，制定產業計劃的難處其實是專才稀缺所造成，而麥理浩後續似乎也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1971年抵港履新的麥理浩推出了龐大的民生計劃，例如《十年建屋計劃》，目標為180萬人提供公營房屋，但並沒有產業規劃。後任市政局主席的張有興，在立法局曾勸誡麥理浩放棄自由放任，通過經濟計劃建立「更自由、更人道、更公平」的社會。時值1973年，英國工黨提出左傾的新綱領，1974年勝選後，左派領袖如產業相彭東尼（Tony Benn）聯合工會左派，提出建立「國立企業局」（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對關鍵產業進行國有化，實施工人治廠。但1976年，工黨右派領袖卡拉漢接任首相後，英鎊大幅貶值，他遂決意排除左派的自力更生建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條款嚴苛的貸款，包括限制加薪等。結果1978-79年冬，全國各大工會發動總罷工，造成工黨下台，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勝選上台。

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和政治學者葉健民的研究證明，1976-79年間，工黨右派外相奧雲（David Owen）受左派輿論壓力影響，通過《香港計劃書》（Hong Kong Planning Paper），施壓港府改革基本民生福利，比如在1980年前廢除童工，實現九年免費教學和社保等，公共開支增加至GDP的25%，但遭麥理浩拒絕。認為倫敦只想搞好公關宣傳的他更怒斥：「請諸君檢查一下自己的良心。」

1977年，麥理浩宣布香港有必要在紡織業外進行發展，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 （多委會），同時積極向外國技術官僚取經。其成員包括工業界的胡文瀚（胡應湘長兄）等，此外還有港燈等傳統企業中提倡經濟計劃的代表陳壽霖，以及匯豐、恆生、置地等代表。「多委會」進行了兩年的調查和會議，由胡文瀚率團訪問日韓兩國，與當地計劃官僚對話，拜訪工業園區，同時調查了新加坡和台灣地區的產業政策，但多委會上峰結論是香港不具備這些政權的產業政策的政治經濟條件。多委會於1979年底提出報告，列出設立「永久性的工業發展委員會」、發展高端電子產業、加強中港經濟合作、興建煉油廠連接南中國海油氣田、確保工業土地供應、成立新的法定工業訓練局提升勞動力水平、強化工商署職能等47項符合當時香港情況的主要建議，但遭到左右輿論夾擊，包括港大經濟系講師陳坤耀指責其太保守。

1978年，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似乎已成定局。激進新自由主義團體「飄利年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在港舉行年會，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在港舉行年會，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無視各種反向證據，讚美香港是徹底自由的經濟體，是歐美明日應仿效的對象。與工黨的情況類似，被打擊的多委會部分委員越發感到意興闌珊。1981年，彭勵治（John Bremridge）在卸任太古及國泰主席不久後便出任港英政府財政司，提出經濟從製造業向金融業、服務業轉型，決定壓下多委會有關經濟計劃的報告。布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更創造了「積極不干預」一詞形容港英的經濟方針，這大概是當代港人對港英最深刻的印象。

1970年代末香港經濟計劃和福利改革，自此淪為一筆爛帳，卻被反指是成功之道。至今，港人還對經濟計劃充滿偏見。他們卻似乎忘記了自由放任經濟體下，香港有多少人做一輩子的樓奴，也忽略了左翼經濟學家曾澍基的先見之明——回歸前，香港應先過渡到一種修正的資本主義，再謀求於1997年與社會主義的中國接軌。回顧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作者梁明德是「思哲研究所」特約撰稿人。作者鳴謝「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李冠儒的建議與增訂工作。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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