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美國及以色列突然在2月28日，對伊朗發動代號為「史詩憤怒」（Operation Epic Fury）的聯合軍事行動。不僅是對伊朗主權的粗暴踐踏，更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政治與宗教羞辱。美以選擇在猶太曆普珥節（Purim，又名普林節）來臨之前，一個象徵猶太人戰勝波斯滅族陰謀的日子，進行對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的「斬首行動」，無疑將地緣政治的博弈上升至文明衝突的危險高度。普珥節源於舊約聖經《以斯帖記》，記載了古代波斯帝國權臣哈曼企圖滅絕境內所有猶太人（當時波斯國王正是電影《戰狼300》中的光頭歹角薛西斯一世（Xerxes I），但在舊約聖經中，他卻是賢明的波斯國王），最終反被猶太王后以斯帖與其堂兄末底改設計誅殺。

美以聯軍刻意挑選這紀念「波斯惡人被處決」的節日前夕發動空襲，難免令人聯想，是將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比作現代版的哈曼。而這種充滿宗教宿命論色彩的政治符號學操作，不僅是對伊朗民族自尊的極度挑釁，更赤裸裸地展示了西方霸權將對手妖魔化、將殺戮神聖化的傲慢心態。

然而，這種試圖通過「定點清除」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來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思維，不僅未能令德黑蘭屈服，反而因為行動中對民用設施如學校的無差別轟炸，導致大量無辜平民與學童傷亡，從而在道德高地上徹底失守。這種視人命如草芥的軍事冒險主義，雖然在戰術上達成擊斃哈梅內伊與其指揮系統的目標，但在戰略上卻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迫使伊朗採取「焦土政策」，全面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將原本的區域衝突瞬間升級為全球能源與經濟的窒息戰。

在哈梅內伊身亡後的權力真空中，伊朗社會內部的五大勢力板塊將面臨劇烈的重組與撕裂，其結果絕非如西方政府或傳媒所樂見的民主化，而是更為血腥的內捲與動盪。

首先，以反美為核心的傳統十二伊馬目派教士團體，此刻正陷入極度的恐慌與癱瘓之中。由88名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本應負責選舉新的最高領袖，但在戰火紛飛且隨時可能遭遇美軍次輪空襲的恐懼下，正常的法統繼承程序已無法運作，這直接導致了神權政治合法性的斷裂。

其次，原本掌握實權的軍閥勢力，即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將藉此緊急狀態架空文職與神職人員，事實上接管國家機器，將伊朗從「神權共和國」異化為一個更具侵略性與軍事獨裁色彩的「兵營國家」。他們為了報復美軍對其基地的轟炸，勢必會採取最激進的手段。

再者，那些宗教狂熱的底層民眾，在目睹最高領袖殉道與同胞受戮後，其悲憤將轉化為極端的殉道主義，成為對抗美以兩國的兵源，任何理性的聲音都將被這股狂熱的復仇浪潮所淹沒。

與此同時，伊朗社會中原本存在的親美派與保皇派（前巴列維皇朝的支持者），其處境將變得更為尷尬甚至危殆。對於親美派而言，美軍的炸彈並未帶來自由，反而炸毀了他們與同胞之間的對話基礎，他們將被視為引狼入室的「伊奸」而遭到軍政府的殘酷清洗，其原本希冀的改革空間在戰火中蕩然無存。而對於那些懷念前國王時期的保皇派，雖然他們可能在初期對神權政權的倒台感到快意，但隨之而來的並非王室復辟的榮光，而是政局混亂的深淵，一個破碎且充滿仇恨的伊朗將不再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夠獨善其身。

因此，這場斬首行動實際上是打碎了伊朗社會脆弱的平衡，將全體伊朗人民，無論其政治光譜如何，統統推向了人道主義災難與內戰的邊緣。然而，若將目光從中東的硝煙轉向華盛頓，這場戰爭的真正動機便顯得更加撲朔迷離且令人不安。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這場戰爭或許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的延伸，更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國內政治與法律突圍戰。

首先，這場戰爭為特朗普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法律避難所」，特別是在面對日益逼近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檔案解密風暴時。隨着法院對愛潑斯坦案相關文件的解封壓力日益增大，許多歐美政商名流以及歐洲皇室成員，包括特朗普本人，正面臨着可能聲譽盡毀甚至刑事指控的風險。在這種極端不利的局面下，發動一場高強度的對外戰爭，便有可能成為了一種極端的「阻斷策略」。

根據美國憲法與歷史慣例，戰時總統擁有極大的行政特權。一旦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白宮便可以「國家安全」為由，藉口總統及其核心團隊必須全神貫注於戰事指揮，從而申請暫停或無限期推遲所有針對現任總統的民事訴訟與非核心刑事調查。這種策略在法律上雖具爭議，但在實質政治問題處理上卻極為有效。戰爭的迷霧將有效地遮蔽公眾對愛潑斯坦醜聞的關注，任何試圖在此刻追究總統私人法律責任的行為，都將被輿論機器抹黑為「破壞國家團結」或「干擾三軍統帥」，從而在道德上被邊緣化。換言之，伊朗的戰火可能成為了燒毀愛潑斯坦檔案最有效的焚化爐。

其次，這場戰爭對美國憲政體制的衝擊，遠比單純的法律拖延戰術更為深遠。若戰事拖延至十一月的美國中期選舉，這將極有可能成為美國行政部門擴權並逐步侵蝕國家根基的藉口。白宮內部的法律顧問團隊極可能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甚至更為古老的《1917 敵對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1917），以國家面臨外國勢力（伊朗）干預與威脅為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在這種法理邏輯的扭曲下，行政權力將無限膨脹，甚至可能試圖將原本屬於各州憲法權限的選舉管理權，強行收歸聯邦國土安全部管轄。白宮可以宣稱，為了防止伊朗黑客攻擊選舉系統或操縱輿論，必須由聯邦政府直接監管關鍵搖擺州的點票過程，並以防止外國滲透為藉口，凍結或廢除對民主黨有利的郵寄選票制度。這種操作本質上是一場披着國家安全外衣的「憲法政變」。它利用外部戰爭來製造內部的政治例外狀態，從而打破三權分立的制衡。

因此，基於對這場戰爭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算計與法律博弈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令人非常不安卻又合乎邏輯的預測：特朗普政府絕不會尋求在短期內結束這場衝突，反而會竭盡全力將其「長期化」與「泥沼化」，以達致「養寇自重」。因為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和平意味着法律保護傘的收起與政治審判的降臨，而戰爭則是維持權力、規避愛潑斯坦醜聞衝擊以及操控中期選舉的最佳掩護。只要戰火持續燃燒，行政特權便能無限延伸，國內的反對聲音便能被「國家安全」的大旗壓制。

所以，這場戰爭何時終結將不再取決於戰場上的軍事勝負，而是取決於白宮在國內政治鬥爭中的生存需求。只要特朗普政府需要這場戰爭來延續其政治生命，伊朗的戰火便絕不會輕易熄滅，而伊朗人民的痛苦也會無止境伸延。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專欄精選不同範疇專家，豐富公共輿論場域，鼓勵更多維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