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專欄｜李冠儒

近日，日本樂天（Rakuten）發布了號稱「日本最強」的國產大模型RakutenAI 3.0，隨後卻被揭發其核心實為「換皮」自中國的DeepSeek-V3，引發輿論嘩然。若以Google Gemini等AI工具檢索近期日本科技界的負面新聞，我們也會發現數據造假似乎已成頑疾：從川崎重工持續30年的潛艇發動機數據篡改，到松下工業長達數十年的違規認證，再到豐田集團連環爆出的認證醜聞及AI新創公司Alt的財務造假下市，種種跡象客觀證明了日本在科創層面的誠信危機。

通用AI往往將此現象歸因於日本企業為維持「準時、高品質」的國際形象，在人力短缺或技術瓶頸時，基層被迫「走捷徑」且不敢上報，以及認證體系老化等。然而，本研究所自2024年起開展中日科技合作項目，在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前，深入訪談了日本政、商、產、學各界代表——從頂層的創科官員、中層的京都頭部企業，到底層的德島創業者。我們發現，現實情況與AI的標準化分析存在顯著差異。現將部分觀察整理如下，供立志發展創科的香港讀者參考。

辯證看待日本創科輝煌隱憂

京都大學的一位學者指出，日本創科在基礎科學領域依然深厚。2025年，坂口志文憑藉「調節性T細胞」的研究斬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在應用層面，山中伸彌教授研發的iPS細胞也迎來里程碑——2026年3月6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全球首發兩款iPS再生醫療產品的商業化許可。截至目前，日本籍（含外籍）諾貝爾獎得主已達31人，其中科學界佔25人。

然而，輝煌背後隱憂重重。曾位列全球十強的武田製藥在疫情後優勢消減；在機器人與無人機領域，日本雖有成熟的實驗數據，卻受困於保守的科技政策。教授指出，政府部門間的利益博弈嚴重內耗：例如國土交通省出於安全考慮，限制外賣機器人進入馬路，僅允許在人行道低速行駛，導致商業效率、國際競爭力銳減。

傳統是創新的靈感還是枷鎖？

日本的「傳統」與「創科」之間存在着複雜的辯證關係。一方面，「CoolJapan」策略利用ACG文化與食道推廣國家形象；另一方面，過剩的傳統企業卻成了創新的阻礙。「日經BP咨詢」（日経BPコンサルティング）在2020年公佈的數據也說明創業100年以上的企業中有33,076所來自日本——佔全球總數的41.3%，200年老企業則有1,340間來自日本，更是佔全球65%。

受訪的SusHiTech的代表曾直言不諱地預言日本創科必出問題：「日本傾向於保護傳統，正因傳統傳承得太好，讓外界誤以為這種新鮮感就是創新。日本人為了守護文化而不願改變現狀，導致傳統與創新長期失衡。」

德島的創業者對此感觸尤深：「老企業多，意味着有無數的『商三代、四代、五代』。他們代代傳承並改良核心專利，初創企業根本無法競爭。」代表還反映，這些大企業若遭遇失敗，大多是在國際競爭中因為劃時代科技的出現，即便改良再也無法滿足時代需求，才從外國市場敗走。資源高度集中於老牌企業，導致日本的小型科企極難生存。不少創科人才最終夢碎，被迫轉行經營拉麵店等跟創科關係不大的企業。即便是在被譽為創業中心的西日本/福岡，也存在嚴重的「向下調整」現象：大型創科企業形成了壟斷，福岡政府近幾年也一直在試圖解決這樣的問題，可截至目前也還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網安成本高中小企業生存困難

筆者還曾拜訪過集英社（注：發行《海賊王》、《鬼滅之刃》等動畫的知名企業），其中一位漫畫家也在回答筆者的問題時提及日本漫畫家對傳統分鏡有執着，但這種專為紙媒設計的表現形式正被更適應智能手機的韓漫（例如《我獨自升級》）挑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韓漫的分鏡更適應智能手機——更貼近用戶習慣。」

另一家日本知名國際科企的管理層也曾對筆者訴說：「如果你將戰後以來特別重視私隱也看成是日本傳統的話，這傳統明顯在拖創科後腳，因為很多產品在測試階段需要用到用戶身體上的一些數據。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般無奈地選擇到相對沒有這麼注重私隱的國家去測試......」

經產省的代表則指出網絡安全是創新的最大阻礙，讓企業將大量經費與人力浪費在彌補網絡安全漏洞與和維護舊系統，而非投入研發（R&D），許多缺乏網絡安全預算的中小創新公司，因無法負擔高昂的合規成本，被排除在政府支持的研發體系之外，中小創科企業就更沒有創科空間了。

精益求精認定「創科=風險」

文部科學省的人員則從社會心理角度提出洞察。他認為日本人擅長「精益求精」，卻缺乏「破壞性創新」。他笑言香港人很喜歡玩日本遊戲，然而玩的時候未必會從運營方的角度去思考遊戲的盈利方式。他以手遊產業為例：大型企業如《怪物彈珠》或《FGO》，傾向以極低的運營成本（如抽獎、聯名活動）換取高額收入，追求所謂的「性價比」，而這種做法會導致日本的遊戲運營商不去創新，不去做3A大作——因為做3A很可能虧錢，還不如穩中求勝，這種「創科=風險」的思考方式導致很多日本的國際企業也放棄了創新。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社會流動性的停滯。日本流行「父母扭蛋」（親ガチャ）一說，意指家境決定一生上限。這種消極、低欲望的氛圍讓年輕人不再相信能通過創科實現階級躍遷。此外，對隱私的極度執着也妨礙了生物數據的收集，迫使日企前往海外進行測試；而網絡安全漏洞的補償性支出，更讓中小企因無法負擔合規成本而被排除在研發體系之外。

日本創科挑戰值得香港借鑒

綜上所述，日本對傳統的保留既是靈感來源，亦是突破性創新的桎梏。近幾年，依然有不少日本創科代表一直有積極與香港代表交流。例如2024年5月，香港駐東京經貿辦在超過4萬人參與的SusHiTechTokyo2024展會設立「活力香港」展館，20家香港初創企業參展；有部分日本代表也是林鄭月娥女士前往日本通過HongKongWeek圍繞人口老化、創科等議題進行交流時的相關人士。原丈人（GeorgeHara）等日本代表也經常參加香港的科創活動，例如香港國際生物科技論壇暨展覽。

日本目前面臨的行政博弈、社會流動性僵化以及傳統與創新的失衡，對立志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香港而言，是極具價值的借鑒案例。香港本地院校在教學上雖然有巨大優勢，然而在追求創新的道路上，如何不被過去的成功所束縛，理論上是香港與日本共同的課題，適度學習日本創科面臨的挑戰，可以減少香港創科的機會成本。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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