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2023年以巴衝突以來，美以兩國都將矛頭指向伊朗。無論在本港抑或國際社會，各大媒體與網絡討論區均湧現相關評論。然而，這些熱烈的討論往往流於表面，或單純的善惡二元對立與碎片化的新聞解讀，鮮少觸及中東衝突背後的深層次根源。在探討此議題時，學術界普遍傾向以以色列的視角作為切入點。這並非出於政治立場的偏袒，而是因為此視角能提供一個較易掌握的歷史脈絡，有助大眾釐清錯綜複雜的局勢。

以色列建國三大目標成悖論

探究中東亂局的源頭，必須回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夕的憲政構想。當時以色列的第一代政治領袖們確立了三個核心建國目標：第一，以色列必須是一個由猶太民族主導的國家；第二，以色列必須是一個運行民主政體的國家；第三，以色列國家的領土範圍要盡可能涵蓋《塔納赫》(Tanakh，即耶穌教派的《舊約聖經》）所記載的以色列人故土。

然而，這三大核心建國目標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無法同時實現的「憲政悖論」 （Constitutional Paradox）。若要全盤接納《塔納赫》所載之廣濶疆域，必然會將大量已經居住上千年的巴勒斯坦人納入版圖，但此時若堅持民主政體賦予平等的公民權利與參政權，猶太民族的主導地位將因人口結構的改變而土崩瓦解。

反之，若強行維持「猶太本位」並吞併領土，則必須剝奪非猶太裔的政治權利，從而徹底背離民主原則。這種先天性的制度設計缺陷，迫使以色列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只能採取一種極具爭議的模糊策略，在實質控制與法理承認之間游走。這種內部憲政矛盾，不僅是以色列國家構建的未解之謎，更為日後中東地區的長期動盪埋下了最深層的結構性火種。

權力真空周邊國家各懷鬼胎

以色列的內部矛盾固然是衝突的起點，但真正讓巴勒斯坦問題複雜化並走向國際化的，卻是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地緣政治算計。

在第一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看似同仇敵愾，實則各懷鬼胎。以約旦為首的阿拉伯聯盟並非旨在為巴勒斯坦人爭取獨立建國的權利，而是試圖在英國殖民勢力撤退後填補權力真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國力嚴重衰退，面臨龐大的財政赤字，加上巴勒斯坦境內猶太復國主義武裝組織與阿拉伯人的流血衝突日益失控，管治成本遠超其所能承受的極限。英國政府最終無奈決定放棄託管權，將這塊燙手山芋交由聯合國處理。這場倉促的撤退瞬間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引發周邊阿拉伯國家試圖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

約旦在戰前與英國的秘密交涉，以及戰後對約旦河西岸的實質吞併，加上埃及對加沙地帶的軍事佔領，赤裸裸地揭示了阿拉伯陣營內部的互信缺失與霸權爭奪。這種基於「國家私利」而非「民族大義」的軍事與政治行動，確立了一個殘酷的歷史規律——即巴勒斯坦的命運往往淪為周邊阿拉伯大國轉移國內政治矛盾或擴張區域影響力的政治籌碼。

巴勒斯坦內部撕裂加劇外患

在外部勢力各懷鬼胎的同時，巴勒斯坦內部的政治撕裂則是這場百年紛爭中另一條致命的暗線。這種撕裂直接導致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碎片化與極端化。法塔赫（Fatah，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與哈馬斯（Hamas，即伊斯蘭抵抗運動）的分裂，本質上是面對長期佔領與建國無望時，巴勒斯坦社會在妥協與抵抗兩條路線上的徹底決裂。法塔赫選擇了外交談判與國際法框架，試圖透過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來換取有限的自治，並促成了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旨在通過「土地換和平」的原則解決以巴衝突，並為巴勒斯坦最終建國鋪路）。

然而，隨着和平進程的停滯與以色列定居點的不斷擴張，這種溫和路線逐漸失去了底層民眾的信任。哈馬斯則汲取了民眾對政治腐敗與經濟封鎖的絕望與憤怒，將武裝抗爭與宗教極端主義結合，試圖以玉石俱焚的方式打破現狀。2006年的立法委員會選舉本應是巴勒斯坦民主進程的里程碑，卻最終演變為引發內戰的導火線。哈馬斯的勝選與隨後法塔赫的拒絕交權，導致了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在行政管轄上的實質分裂。這種一個民族、兩個政府互不隸屬互相傾軋的局面，不僅嚴重削弱了巴勒斯坦在國際談判桌上的合法代表性，更為以色列右翼勢力拒絕重啟和平進程提供了完美的口實。

伊朗將以巴衝突轉為戰略槓桿

這場原本局限於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領土爭端，逐漸演變為涵蓋非阿拉伯國家的廣泛地緣博弈，其中伊朗的戰略轉變尤為關鍵，這也正是近期美以兩國將矛頭指向伊朗的深層邏輯。在前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與以色列曾保持着密切且務實的政治經濟往來，這種基於平衡周邊阿拉伯國家威脅的現實主義考量，為建國初期的以色列提供了寶貴的能源與戰略緩衝。然而，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徹底顛覆了這地緣格局。新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權將反以色列與反美作為確立其在伊斯蘭世界領導地位的核心意識形態工具。伊朗透過資助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等區域武裝組織，巧妙地將以巴衝突轉化為突破阿拉伯國家地緣包圍圈爭奪中東話語權的戰略槓桿。

這種代理人戰爭的模式，不僅讓伊朗能夠在不直接捲入全面戰爭的前提下持續消耗以色列的國力，更成功地將遜尼派（Sunni）阿拉伯國家置於道德與政治的兩難境地。任何試圖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都將面臨來自伊朗及其代理人在宗教法理與阿拉伯民族主義層面的嚴厲聲討。因此，當前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絕非單純的雙邊衝突，而是試圖從根本上摧毀這張籠罩在中東上空的代理人網絡，重塑區域權力平衡的戰略豪賭。

國際法體系在現實主義下失靈

中東紛爭之所以難以平息，更因為它早已被深陷入全球大國博弈與國際法體系的結構性困境之中。自冷戰帷幕拉開起，中東便淪為超級大國的代理人戰場。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標誌着英法老牌帝國主義的衰落與美蘇兩極霸權的全面介入。蘇聯對阿拉伯激進勢力的軍事援助與美國對以色列的戰略捆綁，使得任何區域內的微小摩擦都可能引發牽動全球神經的政治地震。在這種國際化的衝突格局下，中東問題的解決不再取決於當事國的政治意願，而是受制於大國之間的利益交換與戰略平衡。

1967年的「六日戰爭」(Six-Day War，埃及、約旦及敘利亞被以色列徹底打敗，以色列的領土擴大了三倍) 進一步將這種地緣博弈推向極致。以色列在獲得壓倒性軍事勝利的同時，也將自身推入了佔領國的法理困境。數百萬巴勒斯坦平民被納入以色列的軍事管轄之下，這不僅嚴重衝擊了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的國際形象，更在國際法層面上引發了關於軍事佔領合法性與民族自決權的無休止爭論。聯合國的多次決議雖然在字面上確立了兩國方案的法理基礎，但在缺乏強制執行力與超級大國相互掣肘的現實下，這些國際法文件最終淪為各方在談判桌上互相指責的文本工具，而非通向和平的實質路線圖。

誰在從「永恆的現狀」中獲利？

中東衝突之所以陷入無解的死結，並非單純因為歷史恩怨或宗教信仰的對立，而是因為一種衝突的制度化已經在該地區悄然成型並根深蒂固。對於以色列的右翼政客而言，外部的安全威脅是維持國內政治聯盟與推動強硬定居點政策的最佳催化劑。對於巴勒斯坦的激進派系而言，持續的流血衝突是確保其獲取外部資金援助與維持內部高壓統治的合法性來源。對於周邊面臨經濟衰退與合法性危機的阿拉伯獨裁政權而言，將以色列塑造為永恆的外部敵人，是轉移國內民眾視線與壓制民主訴求的萬靈丹。而對於尋求地緣槓桿的域外大國而言，一個維持在可控烈度內的動盪中東，遠比一個達成全面和平的中東更具軍火貿易與戰略牽制的政治實用價值。

中東和平意味着必須面對痛苦的領土讓步、難民安置以及國內極端勢力的政治反撲。這對於任何理性的政治計算而言都是極具風險的。相反，維持一種永遠處於危機邊緣的現狀，則能持續動員國內「基本盤」獲取國際援助並合理化強權統治。因此，中東問題的癥結早已超越了如何劃定邊界的技術性探討，它只是一場「政治病理學」危機。只要各方決策者依然能在衝突的延續中攫取政治紅利，只要國際社會的干預依然停留在治標不治本的利益妥協，這片土地上的和平曙光便永遠只能是海市蜃樓。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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