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專欄｜奇妙的揭發者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將其視為香港未來經濟轉型的戰略高地。按照政府的規劃藍圖，北部都會區將預留約90公頃（後增至100公頃）土地發展大學城，三批用地將分別於2026年、2028年及2030年投入使用，並成立了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任組長的「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官方強調，大學城將突破傳統模式，實現教育與產業協同發展、深度融合。然而，這個看似宏大的構想，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方向性的隱患。

大學城的觀念並非甚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源於西方上世紀90年代的規劃思潮，是後工業化時代知識經濟興起的產物。英美等國在大學城實踐中早已暴露出一系列問題——校園擴張引致社區貴族化、原居民被迫遷離、產業與社區脫節的現象屢見不鮮。劍橋大學曾被指存在「嚴重的性行為不當問題」，而英國諾丁漢大學更因斥資八千萬英鎊興建備受爭議的校區而被工會批評，最終導致數百個職位流失。即使是被譽為成功典範的波士頓肯德爾廣場，牛津大學副校長也直言其「同樣展示了『不該做甚麼』的教訓」。香港若不加批判地搬用這套觀念，只會重蹈覆轍。

反對大學城模式，並非否定教育的價值。問題的關鍵在於：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邏輯應該由誰主導？是以教育為引擎，帶動一切？還是以產業為根基，讓教育服務於真實的經濟需求？

觀察深圳的發展經驗，答案便清晰不過。深圳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創新高地，並非因為率先建成了大學城，而是因為一批世界級的創科企業在此扎根、成長、互相激盪。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企業已成為享譽國內外的創科巨頭，在這些龍頭企業帶動下，一批批充滿活力的中小企快速成長，形成了完整的創科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深圳南山的粵海街道，分布著上千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百餘家上市公司，承載著驚人的產業密度，「上下樓往往就是產業鏈的上下游，走出門就能遇到合作夥伴」。南山的經濟總量從建區時的78億元GDP一路攀升至2024年的9,501億元，翻了超過120倍。這不是大學城的功勞，而是產業生態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成功並非「先有大學、後有產業」。深圳的大學、科研機構幾乎是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借助優越的體制和良好的創新生態，以驚人的速度聚集了大量領軍人才和學術帶頭人。換言之，產業是「因」，教育是「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產業與教育在互動中互相成就，而非單向的「教育先行」。

反觀香港，大學城規劃的邏輯卻似乎本末倒置。先把地圈起來、把校舍蓋好，再指望產業會自動「靠攏」。然而，正如立法會議員林筱魯所言：「產業帶動不是一個『圈地』遊戲，香港無資本去劃個圈，然後畀塊地曬幾十年太陽，乜嘢產業落地都要有項目。」前立法會議員江玉歡亦指出，大學城不應僅是現有院校的「擴容補丁」，而需以前瞻性土地規劃為核心，打造集教學、科研、產業與生活於一體的創新生態圈。遺憾的是，這些聲音似乎並未真正撼動官方以大學城為主導的規劃思維。

那麼，北部都會區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顯而易見，香港要對接深圳的創科產業，就必須在北部都會區布局符合產業需求的平台。數據經濟、人工智能、無人機、新能源——這些領域的龍頭企業，如騰訊、大疆、華為、阿里巴巴等，都應該成為香港主動爭取的目標。產業園區的建設，不應該是零散的、被動的，而應該是有主題、有系統、有生態的。試想，如果在洪水橋或新田科技城設立一個以數據經濟為核心的產業園，吸引騰訊等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再在另一個片區布局無人機產業園，與大疆對接；又或者配合河套香港園區的創科布局，打造生命健康科技的產業集群——這樣的規劃，遠比一個「甚麼都有、甚麼都不深入」的大學城來得有戰略意義。

香港財政預算案已提出向河套園區注資100億元、向新田科技城注資100億元，推動創科產業發展。河套香港園區第一期首批落成的兩座大樓已有超過60間企業落戶，出租率約八成。這說明市場對產業空間是有真實需求的。然而，政府至今仍未公布《北都大學教育城概念發展綱要》，具體定位、土地分配機制、產業聯動模式等細節仍停留於研究階段。規劃的節奏已然失衡。

更令人惋惜的是，香港在吸引真正科技龍頭企業落戶方面，似乎缺乏應有的主動性。以寧德時代為例，北部都會區坐擁接近內地龐大市場的區位優勢，卻從未聽聞特區政府積極爭取寧德時代來港設廠。如果能在北部都會區布局新能源電池產業園，吸引寧德時代或同類企業進駐，既能帶動就業，又能與大灣區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形成協同，何樂而不為？ 其他大科企如阿里巴巴，騰訊大疆等 才是香港政府應該核心爭取的對象。

產業帶動教育，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真正的產學研結合，不是把大學和產業園放在同一個地理範圍內就自動發生的，而是需要產業真實的需求來驅動教學和科研的方向。

舉一個例子：深圳的「市域產教聯合體」以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為牽頭學校、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牽頭企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為依托園區，形成了「培育基地—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的完整鏈條。這才是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正確方向。同樣地，電子科技大學（深圳）高等研究院產業創新園，依託學科及科研優勢，聯合龍華區政府、華為、中興、騰訊等行業龍頭企業，構建了多方協同的創新生態。這些案例的共通點是：產業是核心、是驅動力，教育是服務者、是協作者。

北部都會區完全可以複製這種模式。例如，在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可以融合高端專業服務和職業專才培訓聯動發展；在牛潭尾，可以配合新田科技城和河套區的整體創科發展，布局生命健康科技產業，並與第三間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醫院聯動。但關鍵在於——這些規劃不能停留在紙上，不能淪為「劃個圈、曬太陽」的空談。

除了對接深圳的高科技產業，北部都會區還有一個被嚴重低估的優勢——它自身的歷史與產業積累。流浮山的養蠔業可追溯至清代光緒年間，蠔農採用吊養方式，將蠔苗放在吊籠裡掛在后海灣沿岸淺水區的浮排內養殖。這裡的蠔不能生吃，特產其實是乾曬金蠔——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食品產業基礎。然而，在最新的北部都會區規劃下，流浮山被賦予了一個冰冷的新名字——「數碼新海岸」。村民、教大中文系系主任陳偉強預料發展可能讓歷史印記消失，心情「那凄清感覺總會跟隨」。

這樣的失落，是否無法避免？未必。如果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以產業園為核心，大可以圍繞流浮山的漁農業資源，建立一個以健康食品產業為主題的生產基地。香港的醬園文化同樣有深厚的歷史積累，完全可以與現代食品科技結合，打造具備香港特色的創新食品產業。這不僅能保留地方的歷史記憶，更能創造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和就業機會。

一個有活力的社區生態，不能只有冷冰冰的教學樓和實驗室，更不能只有整齊劃一、缺乏靈魂的「現代化」建築群。它需要產業帶來的人流、需要社區積累的文化底蘊、需要歷史與未來之間的延續性。這恰恰是單一的大學城規劃所無法提供的。

說到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關係到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結構和城市格局。如果方向走錯了，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一座沒有人氣的大學城、一片沒有產業支撐的「教育飛地」、一個與社區脫節的巨型建築群——這些都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與其複製西方在1990年代的大學城觀念，不如從深圳的產業成功經驗中汲取靈感，從香港北部自身的歷史與資源中尋找特色。北部都會區需要的是產業園，是有主題、有生態、有活力的產業社區，而不是一座座空蕩蕩的教學樓。

產業帶動教育，生態成就社區，歷史塑造特色——這才是北部都會區應該走的路。政府現在最迫切要做的，不是急著劃地、不是急著招標，而是靜下心來想清楚：北部都會區到底要發展甚麼產業？要吸引甚麼企業？要與深圳形成怎樣的協同？想清楚了這些，配套的基礎設施、人才培訓、產學研合作，自然會水到渠成。

否則，再大的土地、再多的撥款、再宏偉的藍圖，最終也只會落得一場空。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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